社会传播的五种类型
2017-07-13 17:48:41 0 举报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1920)、《舆论学》(1922)等论著中提出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和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也有学者称之为“似而非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
“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李普曼指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
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1
李普曼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不仅使得现代环境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较早指出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的传播学者是日本的藤竹晓。1968年,他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明确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
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揭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现代人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大众传播与现代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有助益的。大众传播具有形成信息环境的力量,并通过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来制约人的行为,这是大众传播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大众传播是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信息系统,但这种控制的性质和方向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他更为复杂的社会机制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