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读书笔记
2022-04-24 12:59:27 0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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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威尔 #异类 #成功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第一部分 机遇
第1章 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新约·马太福音》
这本书所讨论的异类,正是那些能力超群人士。我把本章放在全书最前端,目的就是先介绍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超常之人:其中有天才、商业巨子、摇滚明星和软件工程师。我将为你揭开大牌律师鲜为人知的成功秘诀,还会告诉你为什么最棒的飞行员也会坠机;还要揭示为什么亚洲人在数学方面独具天赋。通过对杰出人士的人生进行分析——他们或技艺精湛,或才华横溢,或进取不息——我发现关于成功的传统观念存在根本性的错误。
在《异类》这本书中我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
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
森林里最高的橡树之所以长得最高,不仅因为有一颗最优质的种子,还因为它在成长过程没有被其他大树挡住阳光,它生长的土壤深厚肥沃,它在还是幼苗的时候没碰上兔子啃树皮,它长成以后也没被砍伐
冰球队的故事是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一个冰球运动员如何登上金字塔顶的秘密,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有趣,更复杂
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所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也就是说,一个1月1日出生的选手,是在跟许多年纪比他小的队友争夺晋级权——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由于有将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球员之间在生理成熟度上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巴恩斯利指出,这种年龄偏斜分布主要是以下3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加拿大人在球员年纪尚小时就开始对他们筛选,进而优胜劣汰,将“天才”和“非天才”分组,给予“天才组”队员强化训练。最终,在以上3种机制共同作用下,生日靠近“年龄分组日”的球员获得了巨大优势。
实际上这种不公正现象广泛存在于很多领域,而且它通常影响深远——如学校教育领域
如果让两个出生在一年的头尾,智力相当的四年级学生坐在一起考试,大孩子平均得分在80左右,而年龄小的平均得分只有68
美国四年制的顶级大学——这里拥有美国最佳的高等教育水平——同年级学生中,相对来说,年纪最小的那部分学生所占比例还不到11.6%
对于成千上万的学生,最初小小的不足竟演变成他们日后能否上大学——尤其是日后能否成为中产阶级——的分水岭。
我们要做怎样的改变
我们从冰球队例子中获得的另一个启示是,现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并非尽善尽美
如果我们愿意做出改变,我们就能消除“分组日”带来的偏差。我们可以按照出生月份来举办两个,甚至三个冰球联赛,让球员在各自组别内发展,最后再进行全明星队的选拔。如果出生于年末的捷克和加拿大运动员都能获得平等机会,那么可以想象,这两个国家从此就有两倍的后备队员可供选择了。
学校教育体制也可以进行类似改革。小学和中学可以将1月到4月出生的孩子分在一个班,将5月到8月出生的分在一个班,9月到12月出生的再分在一个班
第2章 10 000小时法则
Sun公司的天才创始人
从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乔伊与人合伙在硅谷创立了Sun公司。Sun公司是我们这个时代电脑科技变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公司成立后,乔伊着手重写另一种计算机语言——Java,这种语言使他的事业更加如日中天。在硅谷的圈内,乔伊享有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同等重要的地位,同行视他为“互联网领域的爱迪生”。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大卫·杰勒恩特说:“比尔·乔伊是对现代计算机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人之一。”
让我们理一理比尔·乔伊的机遇链吧。他有幸考入计算机学科领跑者密歇根大学;有幸第一批使用分时系统,而不是键盘打孔机;又恰巧密歇根大学的机房管理系统有漏洞,他得以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而因为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放,他又得以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获得了充分时间练习编程,所以当改造UNIX系统项目开始的时候,他顺理成章地进入项目组。比尔·乔伊的确聪明绝顶,他也热爱学习,这是他成功的一大因素。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以前,他首先依靠运气获得了成为专家的机会。
他1971年进入密歇根大学,从二年级起正式学习编程,加上每年的暑假,再加上到伯克利后第一年的日日夜夜。“所以,大概……10 000小时吧,”他最后说道,“对的,没错。”
成功是天赋加上后天努力。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天才论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名同事在顶尖水平的柏林音乐学院展开了研究
到了20岁,这些卓越的演奏者在练琴上已经投入了10 000个小时了
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 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 000小时的训练。”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写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家、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10 000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这一准则甚至适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奇才”,比如莫扎特这位6岁就开始作曲的音乐神童
另一个关于10 000小时的有趣现象是,10 000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队中的全明星队),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得以进行训练。
甲壳虫乐队的汉堡之行
汉堡对甲壳虫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
在利物浦,我们每次的演出时间通常只有1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到了汉堡,我们每天必须演足8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演出技巧,不然人们早听腻了。
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先后5次到访汉堡。他们第1趟一共表演了106晚,每晚至少5小时;第2趟则表演了92场;第3趟表演了48场,演出时间合计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他们一共表演了90小时。这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晚。到1964年甲壳虫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已有1 200场。这的确不同寻常!现在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 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
他们之前在舞台上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但是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好像突然间脱胎换骨。汉堡之行造就了他们。”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比尔·盖茨的成长历程
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知名律师,母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千金
七年级时,他从公立学校转入西雅图湖滨学校——一家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私立中学。盖茨转学的第二年,学校创建了一个电脑俱乐部。
从那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转移到机房了
在1971年的7个月内,盖茨和他的同学在ISI公司主机房待了1 575个小时,即平均为每周7天,每天8小时。
从八年级到中学毕业的5年,是比尔·盖茨的“汉堡之旅”。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到目前他甚至比比尔·乔伊获得了更多更不可思议的一系统机遇。
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7年了
现在将冰球明星、甲壳虫乐队、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的故事串起来,我们便能拼出通向成功更加完整的路径
伊、盖茨和甲壳虫乐队成员无疑都深具天赋
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非凡的机遇
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所列举的所有“异类”都是某种独特机遇的受惠者。幸运的机遇对于软件业亿万富翁、摇滚巨星和体育明星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规律。
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的名单
14个最富有的美国人竟都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9年间
下面列出的就是那14个美国人。1. 约翰·D·洛克菲勒,1839年2. 安德鲁·卡内基,1835年28. 弗雷德里克·韦尔豪泽,1834年33. 杰伊·古尔德,1836年34. 马歇尔·菲尔德,1834年35. 乔治·F·贝克,1840年36. 赫迪·格林,1834年44. 詹姆士·G·菲尔,1831年54. 亨利·H·罗杰斯,1840年57. J·P·摩根,1837年58. 奥利弗·H·佩恩,1839年62. 乔治·普尔曼,1831年64. 皮特·阿伦·布朗·怀德纳,1834年65. 菲利普·丹弗斯·阿穆尔,1832年
其实只要你稍加思索,答案便显而易见。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旧时代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代的规则正在形成。这个表格说明,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
第3章 天才之忧(上)
1921年,特曼开始研究天才人物的人生历程
特曼从25万中小学生中挑选出1 470个智商介于140到200的孩子。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少年,正式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被统称为“特曼人”
最终他将研究报告写成厚厚的红皮卷著作——《天才基因的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他说,所有迹象表明,“特曼人”命中注定是美国未来各行业的中流砥柱。
今天,特曼当年的思想仍旧主宰着人们对成功的看法。一些学校设有“天才班”,学生想考取重点大学就必须通过智力测试(如SAT)
但是,我即将要说明的是,特曼的判断出错了。假如他对“特曼人”的错误判断延伸到16岁就看《数学原理》的克里斯托弗·兰根身上,他判断的结果也一样会出错。特曼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异类”,而这种错误理解仍旧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流传。
特曼错了。他过于固执地推崇处于智力金字塔尖上的“特曼人”(1%的佼佼者中精选出来的1%),而忽略了一个事实——智力在现实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特曼人”之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士。他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并不属于高薪。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职业只能算是普通,其中一个人的职业成就即便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也算是完全失败的。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最终没有一个成为诺贝尔获奖得者
“我们发现”,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门槛效应
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身高足够高,超过职业队的身高门槛就可以了。同样的,智力也是如此,智力门槛同样存在。
诺贝尔奖得主不仅来自哈佛,也可能来自乔治敦。
尽管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入学成绩比白人学生稍低,但是他们依然足够聪明,能达到入学的基本门槛。也就是说,仅靠法学院入学成绩很难区分两个差不多聪明的法学学生。
让我们对“门槛效应”这个概念进一步进行探讨。既然智力因素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那么超越这一程度,智力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又有点像打篮球:一旦你的身高足够高,人们就开始关注你的速度、球感、灵活性,以及球技和投篮准确性了。
砖块–毛毯测试
砖块用途测试”很可能是潜在诺贝尔获奖者的试金石。这也正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没有发现受特殊政策照顾的学生和其他学生区别的另一个原因。一个成功的律师需要的是比智商更重要的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像普尔脑子里那丰富多彩的想象力
第4章 天才之忧(下)
奥本海默和兰根同属天才,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他们又有天壤之别。
假如奥本海默处在兰根的境况之中,他会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么?他是否同样无法说服教授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
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
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查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一样幸运——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社交常识是门学问,是一系列可以习得的技能。我们获得这类技能的场所是家庭。
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劳动阶层家庭孩子的性格被认为是“疏离,疑虑和有强迫症”。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为达到良好愿望“制定策略(customize)”(拉里奥的绝妙用词)。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
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
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这些孩子的行为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他们在各种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互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是中产阶级子女的一贯做法。
阶级优越性到底是什么
最后,他终于发现,两组(特曼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
特曼拜访了A组和C组的每一个人,专门评估他们的个性与举止。研究结果显示,在“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
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C组学生的天赋都被浪费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沦落至此。
兰根似乎对现状很满足。他经营着一家农场,平时可以读喜欢的书,还娶到一位好太太。这比他在长岛当保镖时的生活好多了。
这其实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只要是他思维活动范围内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他也知道为了能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他需要更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第5章 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启示一:身为犹太人的重要性
弗洛姆的情况也一样。他在世达花了20年时间在其专业领域磨砺以须,忽然之间世界形势变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里夫坎德说,“而是因为他们磨炼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的改变而突然之间变得极有价值。” [39]
启示二:生育潮低谷之幸
如果按出生年份将“特曼人”分为1903年至1911年组和1912年至1917年组两组,我们发现“特曼人”中的失败者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组。
启示三:服装厂与有意义的工作
像弗洛姆,波吉尼特夫妇,简克洛父子这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移民,跟同一时期的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来自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多是欧洲贫困地区的农夫,而犹太人移民则不是
如同路易斯所写,犹太人“投入了新世界,运用自己的全部技能疯狂工作”。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
工作能满足上面3条标准就能被称为有意义
一代新人胜旧人
犹太人后裔卑微的家族出身并没有阻挡他们成为医生和律师。恰恰相反,他们能够成为专业人士正是因为他们出身卑微。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
我们已经调查了比尔·乔伊、比尔·盖茨、职业冰球队员、“特曼人”、乔·弗洛姆、简克洛和波吉尼特的经历,我们不难找到最优秀的律师的成功原因。
他一定生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一定在纽约公立学校状况最好的时候读书,一定顺利地开始职业生涯。他应该是个犹太人,因此被城里的老牌律师事务所以“出身”问题拒于门外。他的父母一定在服装行业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父母将自主、复合、付出就有回报的理念传递给他们。他们上了一所好大学——当然未必是顶级学校。他在班里不必是最聪明的,但也是足够聪明的。
正像19世纪的企业巨头,20世纪的软件巨头都有一个最佳出生年份一样,纽约犹太律师也存在一个最佳出生时间。这个时间就是1930年
第二部分 文化传承
第6章 小镇哈伦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
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讨论了成功所依赖的优势积累模式:何时何地出生,父母如何营生,成长环境如何决定了你在社会中是否能取得成功。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是否也在个人发展道路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揭秘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们如何通过其特有文化取得成功;同时寻找如何巧妙运用文化传承特性使人们获得更大成功的秘诀。我想我们能解开谜题。
第7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
再探052航班坠毁事件
语言学家形容克劳斯当晚说话时使用了“缓和性语气”(mitigated speech),这一术语是指:低调处理所说内容以取悦听众
与缓和性语气作斗争,成了过去15年间商业航空业界的主要战役
今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Hofstede’s Dimensions)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框架。
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霍夫斯泰德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叫作“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在霍夫斯泰德的几个维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缩写为PDI)
2000年,大韩航空针对公司糟糕的安全纪录,终于痛定思痛,开始采取行动
说英语可以帮助飞行员打破森严的韩国等级文化:正式称呼,非正式称呼,直接称呼,熟人称呼,亲密称呼和普通称呼;还可以同时利用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优势。
第8章 稻田与数学
中文的数字系统非常简洁。大部分数字可在25毫秒内读出
无论哪种语言——不管是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还是希伯来语,人们记忆数字的长度与该语言的数字发音长度有相当的关联性
这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亚洲儿童学习数数要比美国儿童快
4岁的中国儿童数数平均能数到40,而同一年龄的美国儿童只能数到15,而且大多数孩子要到5岁时才能数到40
因此在数学学习方面,亚洲人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势,这种“内在”优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优势
建立在勤劳基础之上的文化
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关联
其次,他们的工作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
更为重要的是稻米经济的自主性
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
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TIMSS名单的最顶端是哪些国家或地区呢?答案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这5个国家或地区的共通点在哪里?共通点就是他们的文化都是崇尚有意义工作的稻田文明[68]。千百年来在这些地方,贫穷的农民在稻田里坚持着每年3 000小时的耕种,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的观念就是:“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
事实上,曾经有专门的实验检验亚洲人“坚持不懈”的品质。普里西拉曾经对日本和美国一年级学生进行过测试,给他们大量有难度的智力题,看他们坚持多久才放弃。美国学生平均坚持9.47分钟,日本学生平均13.93分钟,高于美国学生40%。
第9章 玛丽塔之幸
我们了解比尔·盖茨的成就,惊叹他13岁的时候就自觉走上超级企业家的道路。但是这是一种错误总结。事实是,1968年的世界只为这一个13岁男孩打开电脑终端使用的方便之门;假如当时有100万个孩子都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今天世界上又会有多少个微软公司呢?要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要重新排列幸运的拼图——例如,重新安排某些关键日期——将机遇分配给更多的人。在加拿大,假如冰球联盟为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再组织一个联盟,那么今天我们就有两倍的冰球明星。将这种理念推广下去,天才的花朵就会更灿烂地开放在所有领域,而我们的世界也一定比现在更富足。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新版)
著者:[加]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罗塞托之谜
健康的罗塞托人
你知道么,我在这里行医17年了,收治的病人遍布整个地区,但我几乎从来没见过65岁以下的罗塞托人来看过心脏病。
沃尔夫相当吃惊。在20世纪50年代,预防心脏病的降胆固醇药物以及侵入性治疗方式还未出现,心脏病是当时美国的流行病,已成为65岁以下男性病人的头号杀手。一般而言,那个时代的医生在工作中肯定都接触过心脏病病人。
研究结果令人称奇。在罗塞托,55岁以下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例死于心脏病发作,甚至连一例显示出心脏病症状的病人都没有
罗塞托是一个“异类”(Outlier)
超越个体寻找原因
一开始,沃尔夫以为,罗塞托人保留了旧时代的健康食谱
在这里,人们并没有早起做瑜伽或者小跑锻炼的习惯。恰恰相反,这里的人们喜欢吸烟,而且很多人过度肥胖
既然饮食与锻炼都无法揭开罗塞托之谜,研究人员很容易就想到遗传基因因素
沃尔夫又开始考虑罗塞托人所处的地理位置
慢慢地,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塞托的秘密不在于饮食,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遗传基因和地理位置,而在于罗塞托社会自身
在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小镇上,竟然存在22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团体。这里的人们崇尚平等理念,富人不会浮夸炫耀,整个社会都愿意帮助失败者走出困境。
沃尔夫和布鲁恩的研究结果使医学界最终认识到,孤立地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
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斯图尔特·沃尔夫所做的工作是努力揭开健康的奥秘;而在这本书中,我所做的工作则是揭开成功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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