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话新录

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不断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不要老是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人不可貌相，很多有学问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没有学问的人才咋咋呼呼的。

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是最能忍受苦难，最能委曲求全的。

交通的变化，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人对世界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

“超越故乡”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同化生活的能力。你能不能把从别人书上看到的，别人嘴里听到的，用自己的感情、用自己的想象力给它插上翅膀，就决定了你的创作资源能否得到源源不断地补充。

写故乡就是写记忆。

一个人最好的风度就是他的本色，是那种毫不掩饰的坦率。

文学创作的自由也是“戴着镣铐在跳舞”，一种限制的自由。

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

你觉得中国作家缺少什么？我觉得起码缺少一种叩击自己灵魂的勇气。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矛盾冲突的话，也就失去了创作的能力，只有当他感到矛盾痛苦，有一种很激烈的情绪的时候才能来写作。

作家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替代别人思想。他能够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人物。

既注重题材，也注重形式，才是螺旋式上升的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和作品的个性化，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锐气，必须不断地从外界汲取新鲜的东西。

写小说，我自己领导自己，关上门称王称霸，太好了。

“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一种叙事腔调一旦确立以后，实际上就建立了一种说服力，作家在读者心目当中获得了一种说服力，然后无论你编造的故事离现实多么的远，也会使读者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多数人的粗暴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保留住自己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地位，或者说不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去，他不得不这样违心地做坏事。

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虽然是从问题出发，但最后却突破、超越了问题，没有停留在对问题的揭露、批判和阐述上。它是从这个问题进入了人生，进入了人的灵魂，最终还是在写人。只有写了人，才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道德完美者。他灵魂深处的阴暗面，甚至一点都不比强势群体少，一点都不比那些一掷万金的暴富者头脑里的阴暗面少。

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处境，应该是众叛亲离、孤军奋战。

一个写作者，不管怎么样，只要在灵魂深处有深刻的痛苦，或者深刻的感悟，他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真实的不虚伪的作品。

我们在写作时，应该追求语言的准确和文品的高雅，但也应该吸收流行语体中生动活泼的因素，借以提高文章的表现力和亲和力。

健康的关系，那就是一切从作品出发。

因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物质贫乏，战争频繁，人的生命犹如草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自然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她身上就会焕发出伟大的力量。在面临巨大困难时，女人总是表现出比男人更加强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能力，当然还有她们保护下一代的能力。

历史学家眼里的历史是经济的、军事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小说家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命运以及情感的历史。

我关注的历史不是事件，而是人和人的情感，人在历史中的情感变迁。

我心目中的“好看”小说：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要有好的故事；第三，要充满趣味和悬念，让读者满怀期待；第四，要让读者能够从书里看到作者的态度、看到作者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要让读者感到自己与作者处在平等甚至更高明的地位上。不是一个成年人讲故事给孩子听，而是一个孩子讲故事给成年人听。这样，作者在叙述中可以故意地、也可以无意地犯一些错误，让读者感到自己的阅读居高临下。

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

但我可以说一直在进行着变化的努力。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脱逃，解脱掉旧作对自己的束缚，就像蝴蝶从自己的茧里钻出来，然后开始新的一轮否定之否定。

所谓民意，也是可以剪辑的。

老百姓给官员们确定的道德底线很低，根本没用“人民公仆”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媒体是反腐败的工具，也是搞腐败的工具；媒体是揭露黑暗的工具，也是遮掩黑暗的工具；媒体是揭穿谎言的工具，也是制造谎言的工具。

我忘不了来处，但又回不了来处；我在城市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但又眷恋不舍；我感到自己很像那头在两堆干草之间的著名的哲学驴，我比驴子高明的一点就是我没有守着两堆干草把自己饿死。

从大众的角度或个人的角度，反映历史，这被称为“新历史小说”

猛烈地抨击社会中的黑暗和愚昧现象，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个作家的完整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自传。

究竟是我写小说还是小说写我？刚开始是我写小说，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小说写说，最后也许又回到我写小说吧。

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受刑的死难者的宗教是一幕轰轰烈烈、传唱千秋的大戏，施刑的统治者的专制是一项冷艳夺目、精美绝伦的艺术，观刑的看客们的服从和奴性是不寒而栗两股战战的巨大恐惧和麻木不仁的两边喝彩。

更大的遗憾也许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遗憾。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个人风格，这个作家就没有什么价值。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大源泉。

一个真正的男人需要什么素养？

一个真正的男人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要有责任心，对家人，对社会，对朋友，都要负责。二是要有包容心，要能容忍别人的弱点，容忍别人的误解和伤害，不要斤斤计较。第三，要有事业心，要有远大的志向，要以干出有利于人类的事业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荣誉。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强大的想象力。

不必去考虑国外的或者是国内的读者，写你最想写的，必然就是好的。

一个小流氓天天泡在窑子里也不会有人去管他，但克林顿和一个小妞挺煽情地温存过几次，就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谁让你是美国总统？

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描写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和犹太人的真实心境。

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上，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进行了包容性的、人性化的描写。

从一个家庭出发，实际上描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能用一个很小的细节，表现出非常重大的问题。

章回体

多角度的叙事对小说的多义性提供了可能。

一切来自土地的，最终也回到了土地。

高密东北乡是我的精神故乡，我用写作发现故乡返回故乡超越故乡

只有从红尘中滚出来，才能最终看破红尘。

大部分写作者其实都是在写自己的记忆，就是要让自己的记忆出来说话。

结构

细节

好的情景描写，应该带着作者、带着人物的丰富的情感来写。

每一个小说里的人物所感受到的外部事物并由此而联想产生的比喻都应该与人物的出身、文化程度相匹配，否则就不真实。

那您在创作中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呢，还是有意把自己写进去？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被误读。对作家而言，如果想得太多，思想大于形象，就犯了可怕的毛病。好的作品是形象大于思想，唯如此，作品才能超越时间、地域、阶级限制，才可以走向世界。

你不能从思想出发来写小说，你得从人出发来写小说；你不应该从理性出发来写小说，而应该从感性出发来写小说。

正确的态度是，我作为老百姓来写作，我反映的就是我个人感受到的痛苦。

我说的是我的心里话，恰好也是老百姓的心里话。

鲁迅《铸剑》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沈从文《湘西》、《湘行散记》

那匹任劳任怨的瞎马，想到它被牛虻叮咬时，身上皮肤的颤抖，就像微风吹过，水面上出现的细小波纹......

万物皆有灵，共处一地球。青山永不老，友谊存千秋。

这种小的具体的个例对我整体把握认识战争有很大的帮助。

没有把战争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体，写不出命运感。

刘连仁的传奇让我知道，人在大的悲剧命运前是无能为力的，但同时又大有作为。

具体到每个人，命运的走向与感受都会不同。甚至每一棵具体的树、每一块岩石、每一场风，都会对人的命运走向起决定作用。

我作品中的很多篇章，都是用儿童的视角去反映某个历史时期。

我试着站在超越阶级利益的高度上，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

如果一个作家能剖析自己灵魂的恶，那么他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眼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也就可能实现瓦尔泽先生在演讲中的另一个观点：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即便是那些读者不喜欢的人物。我们作家也要对他们有爱心，不能把读者不太喜欢的人物当作很坏的人，毫不留情地丑化他，而要把他当人来写。

“在蓝紫色的土地当中，在河流之上，有微风。”

一部好小说的标志应该是写出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个作家就应该站在人的角度。

我的小说很难分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

总是底下的人跟上面的人撒谎，因为身居高位的人可以承担得起真话、真实、真理。

对一个作家的真正限制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作家的内心。

我们心里关于文学的很多条条框框被摧毁了，这种自我的解放才能使一个作者真正发挥他的创作才华，才能真正使他放开喉咙歌唱，伸展开手脚舞蹈。

故乡情节、故乡记忆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库，为什么呢？第一，故乡与母亲紧密相连；第二，故乡与童年紧密相连；第三，故乡与大自然紧密相连。

小说最重要的，我想实际上有两点：一个就是要有好的语言，然后还要有好的故事。

一个好的作家，他肯定有好的语言，他有一种强烈的、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

文学实际上是研究一个最古老的课题，研究人类情感的变迁，展示人的生存、欲望和情感的种种变异。

当然，《丰乳肥臀》的上官金童也有这样的一种超人的缺陷与超人的能力。文学正是因为这些人物具有不同寻常之处，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来显得既奇特又新鲜的世界。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阔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复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这种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学存在着，并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

我认为，在最好的状态下，不应该是作家选择书名，而是书名跳出来选择了作家。一部好的作品，它的名字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

一个作家有多少自己的读者，这是你还没成为作家时就已经确定了的，炒作能使书的销售量上升，但是属于你的读者并没有增加。只要我还有自己的读者，我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我的创作就是必要的。

很多作家在刚开始写作的阶段都会有从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中汲取创作素材的过程。如何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变成一篇小说，超越简单和局限，使它复杂化、艺术化，《菊花的幽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小说中的故事很简单，讲述了女主人公等待丈夫不归，出门打听，回家等来了丈夫的尸体，和婆婆一起清洗尸体的过程。但劳伦斯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而不令我们觉得沉闷，这样的效果是从哪里来的？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细节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写得这么层次丰富意义深刻？如何从看似平凡没有戏剧性的生活事件中提炼出写作素材？我想这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对我们这样的老写手，同样也很有意义。我觉得介绍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启示一个作家怎样把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验变成一篇小说。

伊丽莎白得知她丈夫死去之后马上想到的是我要活下去，我要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和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

而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压抑比较少，个性发展得相对健全，对他们来说，多关注一些社会性的东西，也许对写作有帮助。

我们应该敞开胸怀接受外来的东西，要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只有知道别人已经写了什么，我们才可能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刚开始写作时，一般都是写熟悉的生活。

这时候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借各种外力来冲破我们原有的文学观念，通过这个过程发现自我找到自我，找到自我也就找到了文学。

但怎样编得真实有说服力，这就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这个能力就是用自己的情感来同化生活的能力。

同化就是可以把听来的看来的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生活来写。可以把从某个角度生发想象出来的东西当做真实来写。

作家的思想没有直接表现而读者能感受到，这是一种最好的境界。

作家只有逃离了故乡才能真正认识他的故乡。

通过写作，来救助自己，克服那种对未来、对人生的惶恐和绝望。

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独特生活，并对社会和自我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两者结合，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这样的作品才可能跳出阶级和党派的攀篱，获得一种普遍精神，被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读者接受、理解，并且使他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感情产生共鸣，这样的文学，也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学。

在某种意义上，孩子，经常能从大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判断出一个人的善恶。

作家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也就是说文学其实也脱离不了广义的政治。

我写的这类政治小说还是植根于乡土的，它不是为了描写事件，事件只是一个框架，而支撑着这个框架的，是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我自己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有了这些东西就能让人体会到小说中的感情。如果小说不能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你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也不会显得真实。而如果写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即便是完全虚构的作品，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说服力。

我觉得饱含对人的信任这一点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是文学的使命。

但是我文学的支点是：文学不论描写多么黑暗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看最后来临的喜悦是什么。

人类不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类具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人类的希望和光明，也都在这些精神中。

但人类的希望，也就在这种看似绝望但实际上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苦苦挣扎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说，艺术家是戴着镣铐跳舞，而他的镣铐过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