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略》读书笔记

教育手段

看重文才

服务皇帝

官吏社会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尊贤，二是选士。

远在周代，已有选士做官的情况存在。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这就把人才和官禄结合在一起了。

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由于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因此官吏的选拔，主要实行“世卿世禄制”，即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统关系，子孙世代做官，国君不能随意任免，选士做官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士的数量越来越多，士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到管仲为相的齐桓公时代，已形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位居第一。

各国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纷纷招贤纳士，就像燕昭王筑黄金台广招贤才那样；

贵族和士大夫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也纷纷开门养士，就像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那样，他们的门客多达千人，其中不乏各式各样的人才。

因此，这时实行的选士制度是“客卿制”，即将相重臣往往从下层军士或平民中选拔，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解决君主或其他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可以登上政治舞台一展才干。

由秦及汉，进人封建集权时代，统治阶级需要大批为之效命的人才，所以到汉代，便扩大了选拔的范围。其基本办法有两种：一是察举，二是征辟。

察举

征辟

任子

弊端

曹操或许看到了这种弊端，所以他提倡“唯才是举”，并直接颁布了“求贤令”。

到魏文帝曹丕当政，他采用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将被选者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由朝廷任命的“中正官”进行品评，然后按等录用。那些由朝廷任命的中正官对被选者并不真正了解，因此很难做到公正。

到了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发生了新的变化，豪门显贵把持了中正的任命权，有许多中正甚至直接由他们担任，选取标准以门第为重，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选士制度沦为门阀制度的组织保证。

到南北朝时，豪门士族的子弟只凭自己的显贵门第，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由于这些官员的无能和政治的腐败，九品中正制受到来自庶族地主阶级的冲击，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各州被举荐的人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被录用，从而拉开了科举制的序幕。

隋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并于开皇八年设立“志行修谨”(有德)和“清平干济”(有才)两科，以选拔人才。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又在诸多科目中设立“明经”“进士”二科，以考试策问取人。这就是科举制的真正开始。因其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故称“科举”。

科举制的实施，是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因为它彻底破除了魏晋以来以门阀高下作为取人标准的腐朽制度，打破了由豪门士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政治格局，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身的机会，并由此壮大了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成为此后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

唐代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代开始的科举制。

唐代的考试方式主要分作两类：一是常科，二是制科。

常科

制科

登科

宋代完全继承了唐代的科举制，并且有一些重要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三点：

由于理学在宋代的发展，宋代的科举选官特别注重考生对理学的理解和运用，理学便逐渐成为后来科举取士的最高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宋代是我国科举制发展的重要阶段。

宋以后的元代也实行科举考试，而且已经实行三级考试，即乡试(各行省的考试)、会试(京城的礼部考试)、御试(殿试)，考题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但是，科举考试的完备阶段却在明清两代，而流弊之盛也在明清两代。两代制度基本相同，只是清代在录取时分为满汉两榜，满汉考生的考试内容也有所区别。明清两代科举的正式考试也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录取，考试内容以八股为主，每级考试都严密而繁琐。殿试以后，一般还要经过朝考才能分配官职。

明清乡试之前实际上要经过三次考试，即县试、府试、院试，合称“童生试”。参加考试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这三次考试及格以后，就叫“生员”，也叫“诸生”“庠生”，俗称“秀才”。有了秀才的资格，才能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

县试

府试

院试

明清乡试是一省范围内的考试，参加者必须是秀才，秀才乡试及格就称为“举人”。主考官为朝廷任命的朝官，地位高于学政，但要回避原籍省份。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时间在秋八月，故又称“秋闱”，

地点在各省城(包括京师)的贡院，贡院的外墙很高，上植荆棘，故又称“棘闹”。

贡院内分成许多考棚，以《千字文》编为号舍，考生入场，搜查极严。

发榜时正值桂花开放，因而叫作“桂榜”。乡试及格者都叫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是解送朝廷录用之意。中举以后，就算正式进入了统治阶级，可以被人们称作“老爷”，既可以参加会试，继续上进；也可以要求担任教职，去做学官，甚至还可以参加大选，候补知县。

《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描写的就是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

明清会试是全国范围内的考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即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也就是在丑、辰、未、戌年举行，时间是春三月，因由礼部主持，所以又叫“礼闱”或“春闱”。

发榜时正值杏花开放，故称“杏榜”。

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均由一、二品大员担任，并且必须是进士出身。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是举人，已经做官与尚未做官的均可。各省举人进京，由地方政府发给路费。考试地点在北京贡院，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

会试取中后，通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会试之后接着举行殿试，地点在今故宫保和殿，由皇帝亲自主考，有时只设御座，而由钦命大臣宣读考题，清代一般由亲王担任。应试者必须是贡士，考中者才是进士。

发榜时采用金榜，因而考中进士又叫“金榜题名”。

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取三名，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前十名名次决定之后，皇帝首先接见，称为“小传肿”，然后再于太和殿接见全体进士，称为“大传胪”。接见时，御旨宜布名次，同时宣布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一个人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取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

大传胪之后，由礼部赐“琼林宴”，到孔庙拜孔子，而后由礼部将进士的名字刻碑立于国子监，称为“进士题名碑”。

殿试之后，还有一次朝考，目的是分配官职。状元、榜眼、探花不参加朝考，按例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按会试、殿试、朝考三项总成绩分别授“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和知县等。

这些按规定举行的考试，称为“正科”，学生三年才有一次考试机会。

朝廷为了延揽人才，常在皇帝即位或其他国家性的大典时特别增加一次考试，这叫“恩科”。

现在在北京孔庙院内，存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118座，元代的极少。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刻进士姓名51,624人(包括少量元代进士)。其中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次考试，上面刻有沈钧儒和谭延。

沈钩儒是浙江秀水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

沈、谭二人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同年”。

首先，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的出身限制，

其次，它与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具有相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优点，是用人制度的历史性改革与进步，不但影响了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的科举制，还影响了欧洲的文官制。

唐代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名人，大多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头名状元。不妨以南京大学历史系所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为材料依据，辞典中所载唐代至“五四”以前历代名人约2,480余人，其中除去帝王、宗室、将领、农民起义领袖和宗教人士约1,000人左右，尚有1,480余人是通过各种途径在朝廷任职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的。在这1,480余人中，由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达800余人，约占总人数的60%。这一数字表明，科举制确实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了众多的人才。应当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确还是有才能的，因而也是有成就的。

大家

清官

奸佞

然而，科举制也同其他事物一样，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包含了它的负面作用。它的弊端，早在唐代已经显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束缚思想

腐败舞弊

标准不定

全国各地的科举考场被称为“贡院”，现已大多毁圮，目前可供参观的仅有南京的“江南贡院”。这座始建于南宋时的贡院，至明清两代，由于江南考生人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建，成为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仅用于考试的号舍即达两万余间，明清官吏有一半是经过江南贡院走上仕途的，仅清一代，从江南贡院中举后考取状元的就占了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分之一。目前保存的建筑只有一小部分，连同复建的部分建筑，用以展示中国科举历史与文物。

(1)春秋战国以前实行“世卿世禄制”，即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统关系，子孙世代做官，国君不能随意任免。

(2)春秋时期，实行“客卿制”，即将相重臣往往从下层军士或平民中选拔，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解决君主或其他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可以登上政治舞台一展才干。

(3)汉代主要是“察举”和“征辟”。

(4)曹魏时期，曹操提倡“唯才是举”，并直接颁布了“求贤令”。到魏文帝曹丕当政，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将被选者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由朝廷任命的“中正官”进行品评，然后按等录用。

(5)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又在诸多科目中设立“明经”“进士”二科，以考试策问取人，科举制正式产生，成为中国古代从隋代一直延续至清代的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其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起源于隋朝。隋炀帝设“明经”“进士”二科，以考试策问取士。

科举制的实施彻底破除了魏晋以来以门阀高下作为取人标准的腐朽制度，打破了由豪门士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政治格局，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身的机会，并由此壮大了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成为此后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其次，它与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具有相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优点，是用人制度的历史性改革与进步。

其弊端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代典籍最多的国家之一。它们记录和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成果，哺育了现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创造。但是，现存的古代典籍一共有多少，迄今没有人能作出精确的回答。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曾经根据现存古籍目录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认为我国的古代文献大约有10,585部，共171,558卷。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了一本《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入古籍38,891部。有人认为，如果删去重复的内容，加入未收进丛书的单刻本和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总计约有七八万种之多，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中国古代典籍的构成主要有简册、帛书、纸写本和刻印本，甚至还包括石刻书籍。

简册

帛书

纸写本

刻印本

中国古籍的最大特点就是包罗丰富和经典第一。前者是面，后者是点，点面结合，广博专深，形成了中国的典籍文化。

包罗丰富

经典第一

汉代学者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帝誉)、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唐代学者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三坟”讲的是三皇的事，其道理是至高至大的，“坟”就是“大”的意思；“五典”讲的是五帝的事，其道理是百代常用的，“典”就是“常”的意思。可是，孔颖达也同时指出一个事实，东汉时的经学大师郑玄已经怀疑“三坟五典”的真实性，而最早记录古书目录的《汉书》和《后汉书》都没有提到这些书，此后人们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书。

然而到了宋代，有个名叫张商英的官僚忽然出示此书，并称得于民间。其内容荒诞不可信，世人认为这是张商英的伪造，目的是想沽名钓誉。

到了明代，有人把张商英的书刻印后收入《魏晋丛书》，并且标上晋代阮咸作注，来了一个假上作假。

因此，所谓“三坟五典”实际是子虚乌有，它极有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为了附会“三皇五帝”的事迹而捏造出来的古书名。但“坟典”一词却成为中国古籍的代称。

“八索九丘”也是传说中的古书。据孔颖达解释，记载八卦的书叫“八索”，“索”是“探索”的意思；记载九州地理的书叫“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九州风气所聚，土地所生，所以叫“九丘”。但详细情况如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

“五经四书”却是实实在在的古代典籍，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儒家经典。

五经

四书

“五经”“四书”合在一起，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和安身立命的根基。

说到“五经”“四书”，就不能不交代一下“十三经”，因为“十三经”是“五经”的扩展，而又为历代学者所重。

如前所说，汉代以《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为“五经”，刻石立于太学，以昭示在校学习的学生，由此开创了我国石刻经书的传统。

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由蔡邕等人用隶书写成《尚书》《鲁诗》《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刻成46块石碑，立于洛阳南郊(今属河南省偃师市)的太学前，称为“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

到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又刻《尚书》《春秋》《左传》等约27块石碑，立于洛阳南郊太学前，因经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成，又叫“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以上两种石经，现都有残石保存。

唐代以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规定“三礼”(《礼记》《周礼》《仪礼》)、“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再加上《诗经》《尚书》《周易》，合称为“九经”，后来又加上《孝经》(传为曾参著)、《论语》、《尔雅》，合为“十二经”。

唐大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刻石立于国子监太学，这就是保留到现在的“开成石经”，现仍存于西安碑林，是国内保存最早的石经。

其后，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曾命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诗经》《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等十种经书，因刻于广政元年(938年)，故称“广政石经”。

北宋嘉祐年间，宋仁宗又命刻《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左传》《孝经》《论语》《孟子》等九种，称为“嘉祐石经”。

由于宋代把《孟子》列入经书，因此到明代出现了“十三经”的名称，即唐代所列的“十二经”再加上《孟子》。

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文人蒋蘅在西安看到“开成石经”众手杂书，字体混乱，大不为满，便发誓以一体自书“十三经”，历时12年方才完成，后献给朝廷，以3年时间刻成，共计63万余字，刻石190块，名日“乾隆石经”，现仍完好保存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夹道之中。这怕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书了。

中国文化的又一明显特点就是崇古重史。“以史为鉴，以古为镜”，几乎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教条，因而历代修史，非常重要。

相传早在黄帝时代，已经设有史官，负责修史的工作。

到了周代，中央设“太史”一职，掌管天文历法和记载历史。

司马迁(字子长，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在汉武帝时担任过“太史令”的官职，所以司马迁著《史记》顺理成章。

这样一代一代地修史，就使我国的史籍极为丰富，史学极为发达。现存史籍的数量恐怕也是很难统计的。

其类别可以有两种分法：

以其运用的体裁来看，史书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大类；

以其记述的内容来看，又可分为“正史”“实录”“制度史”“杂史”和“传记”等类。

先说编年体。编年体以《春秋》(鲁国史)为起始，以司马光(字君实，1019一1086年)的《资治通鉴》为代表，是按历史编年分述历史事件，并杂以评论，借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类史书体裁。

《春秋》

《资治通鉴》

其他

再说纪传体。司马迁的《史记》是这一类史书的开端，此后历代相沿，成为我国记载正史的主要体裁。纪传体以人为纲，穿插史实，并用专章记载典章制度。如果说编年体是以纵记史，那么纪传体就是以横记史。

《史记》

“二十四史”

编写

三是纪事本末体。它以历史事件为纲，按类组织史料，每一类记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可以单独成篇。这种写法，可以克服编年体“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和纪传体“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的缺点。它的创始者是南宋史学家袁枢。他觉得294卷的《资治通鉴》卷帙浩繁，难于查找，便自出新意，以事为纲，分立许多题目，把《资治通鉴》改编为239个专题的《通鉴纪事本末》，因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编写体例。从此以后，便陆续出现了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以及其他学者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

其他类型的史书。一种是“实录”，它是忠实记录帝王言行的史书，故称“实录”。它由汉代“起居注”和“日录”发展而来，如汉武帝时就有《禁中起居注》。

据《隋书》记载，我国最早的实录是南北朝时出现的两本《梁皇帝实录》，分别记录梁武帝和梁元帝的言行，可惜已经亡佚。

现存的起居注和实录有唐代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述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的过程。从唐高祖李渊起，唐朝的每个皇帝都有实录，但保存至今的只有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

宋朝各代皇帝的实录几乎全部失传，现存只有《太宗实录》的一小部分。

《明实录》和《清实录》现存完整，大陆和台湾都有全本。

第二种是制度史一类的史书，它是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书，对研究中国文化史中的制度史和器物史尤其有参考价值。这类史书的首创者是唐代史学家杜佑，他用30多年的时间写成《通典》，时间上自远古，下至唐肃宗、唐代宗之际，把历代典章制度分为“食货”(记述土地财政制度)、“选举”(叙述科举选士、官吏考核制度)、“职官”(叙述官制)、“礼”(叙述礼仪制度)、“乐”(叙述乐制)、“兵”(叙述军事制度)、“刑”(叙述刑法制度)、“州郡”(叙述地理沿革)、“边防”(叙述境外邦国)等九门。全书以事类为中心，按朝代先后编次，不但汇集了各代典章制度的详细材料，而且引录了很多前人的评论，也写入了作者本人的看法。因此后人评论此书，说它“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

南宋末年元代初年，江西人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并广泛搜集唐天宝末年到南宋嘉定末年的材料，写成《文献通考》348卷，全书分为24门，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每一门都按时代排比，前有小序，说明考订的新意；后附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给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后来，人们把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此后，这一类书又接连不断，一直有“九通”(“三通”加上《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十通”(“九通”加上《清续文献通考》)。

还有一类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叫“会要”，它只记述一朝一代的典章，具有断代史的性质。此类史书的编撰始于唐代，由唐德宗时的苏冕首作《会要》，记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代史实，后又有杨绍复等人作《续会要》，记德宗以后史实。北宋初年，王溥在二书基础上增补唐末史实，成《新编唐会要》，即现存《唐会要》，共100卷，分为帝系、礼、宫殿、舆服、乐、学校、刑、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货、四裔等类，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之后，王溥又著《五代会要》，此后才有其他各朝的“会要”出现。

杂史一类的书很多，其中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等比较重要。

《吴越春秋》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的事迹，但杂人一些传说和人物描写，使全书介于史书和小说之间。

《洛阳伽蓝记》主要记述北魏都城洛阳的佛寺、园林建筑，但每一寺都附记有关历史和典故，涉及北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贞观政要》主要记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许多君臣商议国事的问答，能使人体会到“贞观之治”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全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是贞观一代的专题政治史。

传记一类的史书有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它记述古代妇女的贞烈事迹，开中国为妇女立传的先河。

南朝慧皎的《高僧传》，记述梁代以前佛教大师们的事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其后便有《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

清代阮元的《畴人传》，是关于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唯一传记汇编。

类书是辑录各个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经过编排后供人查阅的工具书。

曹魏

隋代

唐代

宋代

明代

清代

辞书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种类也很多。这是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异常丰富，为研究这些文献就产生了众多的辞书。这里只介绍几种：

《说文解字》

《尔雅》

《广韵》

《康熙字典》

《佩文韵府》

地方志的种类很多。全国性的叫“一统志”，如《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一省的地方志叫“通志”，如《湖北通志》《河南通志》等；郡、州、府、县的地方志则分别叫“郡志”“州志”“府志”“县志”：此外还有“关志”“山志”“寺志”“庙志”；有的地方还有“乡志”“村志”。当然，地方志的名称也不都叫“志”，有的叫“图经”，即地图再加上文字说明，如宋代的《吴郡图经续记》；有的叫“考”，即“考证”“研究”的意思，如清代的北京地方志叫《日下旧闻考》。但绝大多数还是叫“志”。

先秦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各种方志的内容多少并不相同，详略也不一样，但它所包括的项目是差不多的。以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和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为例，《吴郡志》共50卷，分为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宫宇、仓库、坊市、古迹、封爵、牧守、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39门，读者对当时的苏州风貌可一览无余；《武功县志》共3卷，分为7篇，包括了山川、城郭、古迹、宅墓、官署、学校、津梁、市集、祠庙、寺观、户口、物产、官师、艺文(散附各条之下)。通过阅读县志，一县之貌，也可尽知。

因方志而有“方志学”。它是在修志实践中形成和总结出来的理论见解。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方志的性质和分类、方志的特征和功能、志书编纂理论、旧志整理和方志利用、方志批评和志书评论、方志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我国的修志工作虽然早有丰富的经验，但在清代以前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清代修志进入极盛阶段，不少著名学者参与其事，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对如何修志产生了一系列看法，因而使方志学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

它的代表人物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他的史学论著《文史通义》，主张史学经世，揭露时弊。他曾主撰《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对撰修方志有深刻见解。

由于对方志的性质、内容和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清代的方志学形成两大流派。

历史派

地理派

正因为地方志的记载十分详备，故而对各种研究工作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如自然科学方面的矿产资源、天文气象、自然灾害(如蝗虫、地震等)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民俗民情、方言俗语等，都可以在地方志中找到相应的资料。

如宁夏《隆德县志》总结了当地观察地震先兆的经验，归纳为“地震六端”，指出：

又如乾隆年间编撰的《曲沃县志》，考证出晋国都城新田不在曲沃，而在侯马，果然为新中国成立后在侯马发现的“新田遗址”所证实。这都说明地方志的价值很高。

近代，有人把地方志的功用总结为六个：

地方志的这种科学价值，国外相关领域也早有认识。美国人从1859年起就有意搜罗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5,500余种，仅哈佛大学就藏有宋、明方志100多种，如《大明一统志》90卷为明天顺五年(1461年)内府刻本，首尾俱全，各卷都有“广运之宝”印记，这“广运之宝”原为明成祖专用，后为内府专用；《广舆图》2卷，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刻本；现存最早的《广西通志》《潞城县志》等，今都在哈佛大学。日本所藏比美国还要多。此外，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有收藏。

目前国内收藏的地方志，以国家图书馆为最多，约6,000部；上海图书馆次之，约5,000部；南京图书馆第三，约4,000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则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前边提到的宁波天一阁以收藏明代地方志为特色，现存的270余种，都是极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其中有164种为海内孤本，如正德《赵州志》《汝州志》《莘县志》、万历《充州府志》《郴州志》、嘉靖《沛县志》《广州志》、成化《颍州志》、弘治《黄州府志》等都极为珍贵。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07种，以发挥它的作用。

周代

秦代

汉代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元

清代

其实，私藏在我国也是很早就有的。孔子讲学，没有一点藏书恐怕是不行的。史书记载的战国名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施“有书五车”，算得上是当时的一位藏书家，因此我们比喻一个人学识丰富，常说“书通二酉，学富五车”。

如前所说，那时的书都是竹木简牍，五车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正因为如此，那时的藏书是很不容易的。直到东汉中叶造纸术发明推广以后，书籍的传抄才变得比较方便，私藏才可能起步发展，汉末蔡邕才能够家藏万卷。魏晋以来盛行卷轴抄书，至唐犹然，书肆也比前代增多，中唐时的李泌是那时的一位大藏书家，据说藏书量达三万卷。

唐代中期出现雕版印刷以后，特别是进人宋代，手抄书籍多半被雕版刻印取代，官刻私刻并行发展，因此私人得书比较容易，官僚士大夫藏书成为一种风气，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如王溥、宋敏求、司马光等。他们常常广求奇书，筑室收藏，所藏书目，甚至胜于官藏。

到了明代，印刷业更加发达，私藏也更加兴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阁)。特别是文化比较发达的江浙两地，私藏的活跃世所罕见。据吴晗先生的《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晋至清末，浙江藏书家有399人，藏书楼186处，在全国首屈一指，现今保存完好的藏书楼仍以浙江为最多。

明清两代著名的藏书楼有：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1561-1566年)，它的主人是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范氏性喜藏书，凡海内异本，必购而藏之。范钦死后，传于子孙，累计藏书量达7万卷。现楼阁保存完好，是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名字取于《周易》，意在防火。《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十数交叉变化，生成万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因此天一阁的设计是上下两层，上层一大间(天一)，下层六开间(地六)。

江苏省常熟市的汲古阁是又一著名藏书楼，主人是明末清初的毛晋，他广收宋元刻本，抄录罕见秘籍，藏书多达84,000余卷。

常熟市的绛云楼是另一个著名藏书楼，主人钱谦益也是明末清初人，其所藏图书可与内府相比，可惜后来毁于大火。

山东省聊城市的海源阁也相当有名，主人杨以增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人，任漕运方面的官职，一生收藏丰富，祖孙三代做过很多目录编订工作，其孙杨保彝所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收书460余种，对古籍考订极有价值。

浙江省湖州市的皕宋楼，是清末陆心源的藏书楼，所藏图书比天一阁还多，并且像现代图书馆一样向公众开放。可惜全部藏书于1907年被日本人买去，至今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

此外，还有常熟市的铁琴铜剑楼，主人为清代的瞿铺，与海源阁的主人杨以增为同时代的大藏书家，故有“南瞿北杨”之说。现存完好的藏书楼除天一阁外，还有浙江省瑞安市的玉海楼、余姚市的五桂楼和嘉兴市的嘉业堂。

不论官藏也好，私藏也好，藏书都十分注重版本；而读者要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获取可靠有用的知识，也不能不注意选择版本。

那么，什么是“版本”？其最初的含义非常简单，是指用雕版印刷的书本。我国在出现雕版印刷以前，书本都靠手抄，这类书就叫“抄本”或“写本”。版本的最初含义就是与抄本、写本相对而言的。

可是，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图书典籍不断增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纸张、不同字体印刷的同一种书大量出现，于是版本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内容包括了书籍抄印的时代源流、纸墨刀法、装帧形式以及书籍的优劣等。

如何科学地辨别不同的版本，比较各种印本和抄本的优劣，这就是“版本学”。比如一本线装的《李太白全集》，你要辨别它的刻印年代，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本子，那就需要通过研究它的刻印方式、刻印地点、刻印时采用的印墨纸张、字体刀法以及印在书上的标记(刻书人姓名及书坊名等)，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必须有丰富的版本学知识。

拿字体来说，宋代刻印的版本有肥瘦两种字体，瘦者学欧(欧阳询)、柳(柳公权)体，肥者学颜(颜真卿)体，而元代版本则学赵孟頫体。因此，辨别字体成为辨别宋元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明代以后，字体杂乱无章，单凭字体就不好辨别，必须同时依靠其他的标记。

在版本辨别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善本”的概念。所谓善本，就是好的版本。

由于宋代私藏的发展，那时的收藏家和读书人都已经注意到善本的重要性，认为一部善本应当在内容上没有缺漏，在文字上没有讹错。但是，古人刻书抄书，往往讹漏很多，如果按宋代人的这个标准去判断善本，就会有不少孤版珍品被淘汰，那是非常可惜的。

三义

三性

具体

西汉时的刘向，奉汉成帝的命令整理和校阅皇家图书，主要工作就是订正讹错，编排次序，然后写成正本，最后再写一篇书录。后来他把各种书录汇集在一起，称为《别录》，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专著。之后，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写成《七略》。所谓“七略”，就是按性质把书的内容分成七类。据《汉书》记载，这七略是：辑略(实为总目)、六艺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医、卜等)。除了总目，实际只有六类。但因名七略，习惯上还是把它叫作“七分法”，这也就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因此，刘向父子是我国图书分类和目录学的奠基人和开山鼻祖，也是我国最早的古籍校勘专家。

继“七分法”之后，到晋代产生了“四分法”。当时有个叫勖的人在他所著的《中经新簿》中把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

甲部记“六艺”，

乙部记诸子、兵书、术数，

丙部记《史记》、旧事，

丁部记诗赋。

后来，东晋的李充在整理皇家秘阁藏书时，把乙、丙两部的内容加以互换，变为甲部记经书，乙部记史书，丙部记诸子，丁部记诗赋，这就给后世长期沿用的“经”“史”“子”“集”四分法打下了基础。

“经”“史”“子”“集”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东汉以来的大量文献，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附佛、道二类，但不列入四部之内，从此有了“四部”之称。

“经部”包括儒家经典以及研究、解释这些经典的著作；

“史部”包括了所有的史书以及研究、评论这些史书的著作；

“子部”包括除儒家经典之外的兵、法、农、医、天文、算术等各家著作；

“集部”包括历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如诗、词、赋、曲、散文等。

隋代以后，虽然也还有用“七分法”的，但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新中国成立前曾印刷有《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等书，它们都是从历代四部图书中挑选出来的范本和代表性著作，直到现在仍为学术界所重视。

前面谈到的《四库全书》就是按四部分类法编选的，因此名曰“四库”。在编辑《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由著名学者纪昀(纪晓岚)执笔写成《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这本总目对每部书的内容、得失优劣、流传情况及作者事迹，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介和考证，因此学术价值很高，一直受到后世学者们的推崇。如果人们无法阅读那些浩如烟海的古籍，就只看看这本《总目》，也会对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及其发展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总目》也难免有错误失当之处，为此，近人胡玉缙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著有《四库提要辨正》，对《总目》的错误失当之处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三本书参考着看就不至发生大错了。

由于我国的典籍繁多，历代所编的目录便十分复杂。大致说来有“史志目录”“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三大类。

史志目录

官修目录

私家目录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代典籍最多的国家之一。它们记录和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成果，哺育了现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创造。

中国古籍的最大特点就是包罗丰富和经典第一。前者是面，后者是点，点面结合，广博专深，形成了中国的典籍文化。

所谓“包罗丰富”，是指包括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军事、经济、农学、医学、烹调以及历代典章制度等，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表明了中国人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和贡献。

所谓“经典第一”，是指儒家著作在所有典籍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指儒家著作及对其的研究和解释性的著作数量很多。

史籍以其运用的体裁来看，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大类。

编年体是按历史编年分述历史事件，并杂以评论，借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类史书体裁，代表作品有《春秋》《资治通鉴》等。

纪传体以人为纲，穿插史实，并用专章记载典章制度，代表作品有司马迁的《史记》等。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纲，按类组织史料，每一类记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可以单独成篇，代表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

《永乐大典》是明代规模最大的类书，由明成祖命解缙、姚广孝等人主持编撰，参加工作的人员达2169人，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成书后由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全书总计22937卷，其中目录即达60卷，装订为11095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其规模宏大，包罗丰富，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它的编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工程之一。《永乐大典》的编撰比英、法两国的大百科全书要早三百余年，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辉煌地位。

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记述内容的历史书，是对一个地方的记录，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所以它同时具备地理和历史两种特性。一部完善和成功的地方志应是一个地区的综合性资料典籍。

它记载的内容相当广泛，所记载的地区又相当集中，所涉及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是颇能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籍之一。

近代，有人把地方志的功用总结为六个：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强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大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整个教育的目标也只是培养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各级官吏，因而与此相悖的科学技术活动被视为“旁门左道”。一部“二十四史”，写满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贞女烈妇的事迹，却偏偏没有科技发明者的专门篇章。从中国科学技术本身来说，它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特点，一切学科、一切研究，都以“国家”的实用为最终目的。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比较发达，但其科学研究活动都是为王朝的一统天下寻求“授命于天”的根据，中国古代的农学也很发达，仅农书即达300余种，但它是历代王朝“以农立国”和“民以食为天”的一种反映，即使是著名的“四大发明”，也与国家的实用目的有关。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大多是经验性的总结，而不是理论性的探讨，所记各项发明，都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企图在某一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以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来说，中国科技重视综合性的整体研究，重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而不是把研究对象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研究它们的实体和属性，细致探讨它们的奥秘。正是这些原因，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没有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发展。

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从天象观测开始的。如《周易》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可见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时间的变化。历代对天象的观测，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也留下了早于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古迹。

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有一座测景台，据碑文所载为东周时创建，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683―727年)曾在此观测天文，改革历法。

现存最早的天文台遗址则在古洛阳的南郊(今河南省偃师市)，古名“灵台”，汉代天文学家张衡(78一139年)曾在此领导天文学研究十余年，写成天文学专著《灵宪》，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科学见解，并创制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今河南省南阳市有张衡墓。

位于登封市告成镇的观景台，则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创建的，至今仍保留着观测日影的“圭表”。

太阳黑子

彗星

日食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中比较重要的是人们常说的“七曜”和“二十八宿”，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

七曜

二十八宿

由来

日月年

圭表

回归年测量

闰

纪月：月建

纪日：天干地支

发展

名称

考古证明，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

在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世界上最早栽培的稻谷，而且已开始用骨制农具耕作。

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了菜以及储存粟的窖穴。

其后，文献都有夏、商、周重视农业生产的记载。

周人的祖先后稷就是一位农业生产的专家，相传他曾教民耕稼，因而在陕西省武功县还保留着纪念他的“教稼台”。

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基本上使用石制或骨制农具，其中主要是双齿的来和铲形的。

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已部分使用铁器，并逐渐代替石器，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对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总结，因而产生了农学家和农学著作。

战国

魏晋南北朝以前

隋唐以后

明清

经过漫长历程，先民们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已发明了“十进制”的计算方法，并把它运用到生活和生产之中。商代甲骨文和周代钟鼎文，已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数字记数，而《尚书》中也屡见“亿”“兆”等数，足见我们的祖先对十进制的运用已非常熟练。可以说，十进制计算法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大贡献。

在中国算学发展的辉煌史上，不能不提到公元前3世纪到前1世纪成书的《周算经》和《九章算术》。前者记载了周代的商高提出的直角三角形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关系，即所谓“勾股弦定理”，成为世界上关于勾股定理的最早记录；后者对以后历代算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意义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对西方数学的意义不相上下。

《九章算术》的作者无考，流传至今的是晋刘徽和唐李淳风的注本。所谓“九章算术”，就是九个问题的解法，合计有246个数学问题，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书中运用的开平方、开立方及在此基础上求解一元二次方程、联立一次方程的方法，所讲的负数与最小公倍数的概念，都比印度和欧洲要早得多。

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第一次提出了“极限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割圆术，计算出圆周率的精确值为3.1416。

继刘徽之后，南北朝时的大数学家祖冲之(429―500年)进一步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比荷兰人安托尼兹求得此值的时间要早1,000多年，直到15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维叶特才打破这个记录。

宋元时代的算学成就更是辉煌，先后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数学家。北宋的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一书中，提出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史称“贾宪三角”，凭此可以求出任意高次方程的数解值，这比欧洲阿皮纳斯的系数表要早400年。

之后不久，数学家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提出了“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前者即数学上常说的“一次同余式解法”，后者则为“高次方程的求正根法”。二者在当时都领先于世界，秦氏被美国科学史家称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大衍求一术”被世界同行公认为“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算学的一大特色计算法是“珠算”，它由以竹签作筹码进行运算的“筹算”发展而来，至元末明初已得到普遍应用。珠算的工具就是算盘，采用上下分框，上框两珠，一珠当五；下框五珠，一珠当一。其计算方式形成口诀，至今仍十分流行。详细说明珠算算法的著作很多，影响巨大且流行最广的是明代程大位所著的《直指算法统宗》。珠算东传还流行于日本和朝鲜半岛。

我国的中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诊断和治疗的整体观念。

它把人体的生理机能看作一个整体，进而把人体的生理机能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整体，把治病过程看作一个统一性运动，认为人体各部位器官的功能休戚与共，认为自然环境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人的病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外在环境作用于内部机体的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虚到实的过程。

因此，中医诊治强调“四诊”“八纲”。

“四诊”即“望”(望色)、“闻”(闻味)、“问”(问情)、“切”(切脉)，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医生正是在“四诊”的基础上，依照“八纲”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病人进行综合的辨证施治。

中医的这一理论和治疗方法可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

据文献记载，远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已开始有医药。传说中的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材，可以看作是这一事实的佐证。

春秋战国

汉代

魏晋隋唐

宋元

明清

中国医学的又一突出成就是针灸，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疗法。所谓“针灸”，就是用针和灸两种方法刺激特定的穴位，以达到温通经脉、调和气血、消除病症的目的。

理论

著作

相传大禹治水，考察山川，分天下为“九州”，这里已包含了对地理的研究。

战国及其以后成书的《禹贡》《山海经》《尔雅》等，都有关于地理、物产的阐释。

东汉时代成书的《水经》已记载了130余条河流的简况。

因其太略，北魏郦道元(466或472-527年)详加补充，扩大篇幅，取名《水经注》，记述了1,250余条河流源头、支流、河道以及沿河流域的水文、地形、物产、古迹，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地理学巨著。

出于行政管理、军事活动和地理研究本身的需要，我国很早就开始绘制地图。

据《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初年在建造洛阳城时便绘有洛邑一带的地图。

而《管子·地图》，已将山川、道路、城郭的位置与大小列人地图绘制的必备内容。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三幅2000多年前的地图实物，其测量和制图的技术水平都很高，其中湖南地区的“地形图”，水道、山脉、地势绘制出色，城郭位置准确，表明当时的制图理论和技术都已有相当的基础。

裴秀

中国地学史上的一位旷世奇人，就是明代末年的徐霞客(1587―1641年)，他是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号。他以坚强的意志和耐力，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地理旅行和考察生活，用34年“旅泊岩栖，忍饥耐寒”，走遍了大江南北的16个省区。旅途中的艰苦非常人所能想象。他将实地观察所得，逐日记述，这些材料后被整理成一部旷古奇书——《徐霞客游记》。书中不但记述了所到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情况，而且描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对这一带峰林、溶洞、地下暗流的特征和成因，都做了准确而生动的描写。

甲骨文、金文

简牍

帛书

絮纸

麻纸

蔡侯纸

左伯纸

发展、传播、改进

司南

指南鱼、指南针

罗盘

地磁偏角

航海

传播

炼丹术

火器

传播

印章、石刻文字

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

传播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这几项发明，他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马克思也评论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从中国科学技术本身来说，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特点，一切学科、一切研究，都以“国家”的实用为最终目的。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大多是经验性的总结，而不是理论性的探讨，所记各项发明，都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企图在某一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以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来说，中国科技重视综合性的整体研究，重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而不是把研究对象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研究它们的实体和属性，细致探讨它们的奥秘。

正是这些原因，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没有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发展。

美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中国为“发明的国度”，是因为他看到中国从秦汉到宋元的千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在李约瑟的指导下，曾以《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简明通俗地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并且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他列举了“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卷线钓鱼器、手推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还有蒸汽机的核心设计”，等等。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船舵、罗盘和多级桅杆，哥伦布就不能到美洲，欧洲人也不可能建立众多的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中国的马蹬，就不会产生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同样，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火药，也不会结束欧洲的骑士时代。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科学技术成就。

(1)造纸术

(2)指南针

(3)火药

(4)印刷术

人类生存发展的四大物质要素是衣、食、住、行。人类文化中的器物文化就是围绕这四大物质要素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居住在不同区域的民族对这四大物质要素的要求是很不相同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器物文化。

一般来说，建筑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住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变化，才出现了用于其他活动的建筑。所以，我们说，建筑基本上属于住的物质文化的范畴。它的设计和建造，很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

人们知道，远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并没有什么人工的建筑，原始人群都是利用天然的岩洞作为居住的处所，如同我们已知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在北京周口店所住的洞穴那样。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古籍中都有记载，如

后来，人们感觉到这些洞穴在夏天时比较潮湿，开始在地面挖些土坑，坑壁即为四周的土墙，上面搭些简单的木架、杂草和树叶，形成高出地面、略略通风的“半穴居”或“浅穴居”，如人们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更早一些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有榫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遗迹。

因此，这种半穴居就是最早的房屋建筑，这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在半穴居的基础上才逐步发展成为地面上的建筑物。据报道，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处大型殿堂建筑遗址，整个建筑分正室、左右侧室、后室、前门附属建筑，平面长方形，正门在南，可能是氏族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

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们把它分为六个阶段：

(一)成型期：原始社会后期到春秋战国时期

(二)成熟期：秦汉到三国时期

(三)吸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四)高峰期：隋唐两代

(五)转变期：宋元两代

(六)渐进期：明清两代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建筑有四个特点：

(一)在建筑上普遍采用木构架，并且由此形成中国建筑的独特风格。

(二)在平面布局上以“间”为单位构成单体建筑，再以单体建筑组成庭院，然后以庭院为单元构成组群建筑。

(三)在建筑的审美意识上追求平稳、整齐、对称，讲求秩序，适合礼度。

(四)在艺术造型上，中国建筑多采用庞大的出檐屋顶，即通常所说的“大屋顶”。

在传统建筑中，城市建筑是最重要的一类。这不但因为早期的城市是奴隶主贵族立国的标志，还因为后来的城市一直是封建社会的各级统治中心。

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城市？古籍记载有说神农始作城的，也有说黄帝始作城的，也有说“夏稣作城”或“禹作城郭”的。从近年来的考古成果知道，中国的造城时代非常早，

1979年在湖南省北部的澧县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其古城址保存完整，城区面积达8.8万平方米，城墙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城市。

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古城址此外，河南郑州西山城址距今已有5,300年，是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古城址；

在传说中的伏羲建都的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平粮台古城址”，经测定，距今已有4,000余年，不妨认为，这座古城可能同伏羲部落的活动有关。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城市就意味着国家，因为受封的诸侯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爵位建造相应规模的城市。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大大削弱，诸侯们可以随意建造城市，因而出现了许多规模很大的城市，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等。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郡县制，城市成为各级统治机构的所在地。由汉及清，基本沿袭这一体制。

古代的城市叫作“城池”。这“城池”二字很能体现古代城市的建筑设计思想。

防御性

具体设计

封闭状态

遗址目前考古发现的古城遗址和保存完好的城池很多，它们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西毫

雍城

大兴（长安）

大都（北京）

现在地方上保留的城池还有不少，

西安

荆州

商丘

平遥

宁远卫

赵家堡

宫殿是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而成为帝王居住和施政的专用场所的。

在此之前，宫、室、殿、堂都是指居住的房屋，只是居住的位置和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宫室”是房屋的通称，

古时房屋分前后两部分，前边叫“堂”，后边叫“室”，所以成语说“登堂入室”。

“殿”与“堂”同义，多指高大的正房。

秦汉以后，宫殿成为帝王专用房屋的名称，后来也用作宗教建筑名称。这里，我们主要说帝王享用的宫殿。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很长，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都要建造大批宫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汇集历代都城宫殿的文献资料，写成《历代宅京记》一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历代帝王营建的宫殿不计其数，有名字可查的宫殿达1,200余座。

历史上建造宫殿最多的帝王要算秦始皇。据《史记》载，秦始皇即位，大兴土木，营建宫殿，“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以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秦始皇本纪》)。这简直是一个宫殿的世界，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碣石宫

咸阳宫

阿房宫

长乐宫

未央宫

建章宫

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合称“汉三宫”。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未央宫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许多文物资料，证明它是明清以前中国古代最大的宫殿，从西汉、前秦到北周，累计使用达360多年。

“唐三宫”是“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

太极宫

大明宫

兴庆宫

北宋的宫殿在汴梁(今开封市)，

南宋的宫殿在临安(今杭州市)，

金、元宫殿主要在幽州(今北京市)，我们都不去细说。

南京皇宫

中都城

北京故宫

形式

尊卑

装饰

帝王生前居于豪华壮丽的宫殿发号施令，死后也想保持这种尊荣，因此，历代帝王(元代除外)都要为自己建造陵寝。那么帝王的坟墓为什么叫“陵寝”呢？其形制和演变情况又如何呢？这要从坟墓的起源说起。

不封不树

封土

墓丘

陵寝

地宫

这里，我们从陵冢、陵园、地宫三个方面简述一下帝王陵寝的形制和演变。

早期秦汉：方上

中期唐代：山陵

晚期明清：宝城宝顶

再说陵园。帝王的陵园建筑规模都很大，这也是要显示帝王的威严和至尊。

秦始皇陵

汉武帝茂陵

唐太宗柏城

陵墓聚集制

然后说地宫。地宫又叫玄宫、元宫，是放置棺椁的地方，也是帝王在阴间的宫城，建造得也极为豪华。

秦始皇陵地宫

唐太宗昭陵地宫

已掘地宫

现今地面保存较好的帝王陵墓是宋、明、清三代的，尤以明清两代的最好。

汉唐：陕西

北宋：巩义

南宋：绍兴

明代

清代

万里长城，举世闻名，犹如一条巨龙盘旋起伏于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现在，它不但是中华民族智慧和不屈精神的体现，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被列为世界古代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近几年来，人们对长城的研究已经非常活跃，都企图通过研究它的历史与现状，充分揭示它的文化意义，因而逐渐形成了“长城学”。这里，我们主要谈两个问题。

春秋战国

秦代

秦后

汉代

明代

建筑长城的目的全在于军事防卫。但是，历史证明，御敌的力量并不在一座长城，而在于国策和民众。所以，一旦政治腐败，人心溃散，长城还是不能挽救一个王朝的命运。

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也都证明了坚城铁甲不如政治清明。

清朝建立以后，虽然在修不修长城的问题上有过一番争论，但清朝统治者最后还是决定不修。

因此，康熙、乾隆皇帝对少数民族一反过去军事征讨的政策，采取笼络和团结的方针。承德“外八庙”就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其次，谈几点由长城得出的认识：

防御性的军事系统工程

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民族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见证。

长城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尤其是明长城采取了一种多层结构，以确保军事防御的有效性。

明长城有三道防线：

九关

关卡

秦建函谷关

汉建函谷关

虎牢关

昭关

潼关

名关

关险

如果把长城和关隘看作是用于防守的阻隔性建筑物，那么桥梁就是用于交流的沟通性建筑物。

长城和关隘主要用于军事，目的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安全；

桥梁则主要用于经济和文化，目的是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长城和关隘多建于山岭之间，桥梁则建于水流之上，如果说两者之间有民族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民族的生存。

我国地域辽阔，山川壮丽，江河纵横，桥梁建设因此而成为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随着园林艺术的发展，桥梁成为点缀风景、美化环境的一种建筑。这就决定了桥梁建设既要实用，又要美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劳动人民建造了无数精美的桥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造桥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给人类文化以重要的影响。

梁桥

浮桥

吊桥

拱桥

我国的古代桥梁，特点主要有三个：

地区性

实用性

公益性

从美学欣赏的角度去看，我国桥梁的艺术风格表现于三个方面：

造型优美多姿

周围环境协调

民族风格独特

灞桥

赵州桥

卢沟桥

宝带桥

洛阳桥

安平桥

八字桥

分支主题

壮丽的宫殿、雄伟的长城和曲折多变的园林，是中国建筑文化中的三大瑰宝，并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调。宫殿体现崇拜与信仰，长城体现意志和力量，园林体现趣味和感情，这些建筑都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

可以说，中国古代园林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主体画卷。它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意趣，以自己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追求，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马可·波罗和明清以来的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园林风貌介绍到欧洲以后，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极大惊异和兴趣，很多人企图仿造中国园林。因此，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园林热”。但是，欧洲人最终发现，中国的造园艺术极难掌握，没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根基是很难造出来的。于是，由欧洲人自己建造中国园林的“热”慢慢冷却下来。今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的“中国园林热”重又兴起，不过，它不再是由西方人自己建造，而是由中国的园艺家设计，而后作为文化产品出口，在西方国家落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向美国出口“明轩”“东方园”“思退庄”，在英国建成“燕秀园”，在德国建成“帼园”，在荷兰建成“名胜宫”，在加拿大建成“苏州园”等。自然，今天的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了解和欣赏，已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比如在德国就有专门研究中国园林的学者，其著作已达到美学欣赏和美学比较的水平。这都说明，中国的园林艺术已经超越东方的界限而具有世界性的魅力。关于中国园林这里谈三个问题。

种类

帝王园林

私宅园林

寺庙园林

公共园林

分支主题

概括来说，中国园林艺术的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融合。

第二，注重体现人的意趣和精神追求。

第三，在造园手法上讲究含蓄、曲折、变化，反对僵直、单调、一览无余。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名园，有的已经湮灭了，有的还保留到现在。而目前所存的古代园林多数是明清两代建造的。即使是明代以前的作品，也已经过后人的改造和整修。

绛守居园池

皇家园林

私宅园林

人工建筑

亭

台

楼阁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宗教祭祀活动是社会各阶层很重要的精神生活，它所表达的是人们的精神信仰，所以不论是帝王公卿，还是士农工商，都不惜花费巨资来建造宗教祭祀建筑。其规模之巨大，建筑之精美，分布之广泛，都是令人惊叹的。可以说，封建社会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建筑，大多是宗教祭祀建筑；迄今保存最多、最好的古代建筑，也正好是以前的宗教祭祀建筑。

这类建筑主要有寺、观、祠、庙、塔。其中除清真寺仍保留较多外来特征以外，其他都只是中国宫殿和居住建筑的翻版，即中轴线突出，左右整齐对称，以殿堂门廊组成前后庭院，以高低错落、主次分明造成艺术效果。由于受宗教思想的支配，祭祀建筑不能不考虑祭祀与信仰活动的需要，因此，其格局比宫殿和居住建筑更加规整、严格，显出极为程式化的态势。

现存的宗教祭祀建筑，以传统礼法建筑、佛寺建筑和道教建筑最为突出，又以佛寺建筑留存最多。

印度

唐宋元

明清

蒙藏

特点

宫观是道教建筑，现存数量仅次于佛寺。

殿堂

白云观

永乐宫

祠庙大多属于传统礼法建筑，其设计饱含文化意蕴，符合传统的礼度。

坛

进

宗教建筑

风景建筑

纪念性建筑

演变

造型

结构

现存

华表一般立于宫门口、桥头、墓前。

产生

发展

现存

华表

表间

牌坊

牌楼

现存

种类

古代

现存

无字碑

阙是古代宫室门前的高大建筑，古时又称“观”，也称“象魏”，“魏”同“巍”，是高大的意思。

作用

发展

现存

照壁又叫“影壁”，多建于府门、宅门、庙门及园林大门内外。设在门外的叫“照壁”，设在门内的叫“影壁”，古时统称为“屏”。

发展

现存

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还有两种值得一提，即衙署与会馆。

“衙署”也称“衙门”，是封建官吏施政的场所，它的功能是政治性的；

“会馆”是文人和商人活动的场所，它的功能是经济和文化性的。

两种建筑的性能并无共同之处，但它们的存在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旧有社会结构的机会。

军营牙门

三进院落的建筑群

内乡县衙

明清兴起

同乡会馆

同业会馆

经济发展的产物

院落式格局

馆庙合一、商神两用

最早最多最基本

地域特色

北方厚墙

南方多窗

现在各地留存的古代民居，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以其形式和种类繁多，为世界各国学者所瞩目。这里简略介绍三种

徽派民宅

苏杭官商大宅

北方四合院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是一个以农业为生存命脉的国家，因此，兴修水利、防洪防旱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黄河流域，自古多水患，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反映了先民与洪水搏斗以确保生存与发展的伟大精神。

从文献记载可知，西周时期已设有专门主管水利工程的官员和机构。战国时代已有较大的水利工程。

《史记》载，魏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开凿了12条沟渠；

又相传楚国孙叔敖引芍坡(即今所存安丰塘灌溉工程)水浇灌农田。

但后来彪炳史册的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三大水利工程。

一是由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兴建的“都江堰”，在现在四川省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市。

宝瓶口

分水鱼嘴

飞沙堰

这一工程，使岷江水流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川西平原的万亩农田千年受益。直到现在，都江堰的主体工程依然屹立在岷江中流，李冰父子也在附近的二王庙里享受世世代代的香火。

二是由战国时期韩国水工郑国修建的“郑国渠”，在现在陕西省泾阳县境内，全长300余里。相传郑国本为韩国间谍，开凿此渠的目的，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被识破。秦国要杀死他，他对秦始皇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始皇见他说得有理，命他继续施工。果然渠成之后，“关中成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以后历代修建，现仍存七大方形大坑，为研究古代水利的实物资料。

三是由秦将史禄开凿的“灵渠”，在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凿于公元前223年至前214年。

当时因两广交通不便，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调动军队和军需，命史禄将湘、漓二水沟通，纳人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全长34公里，使当时的水路可以直达今天的广州。灵渠工程由大小天平、铧嘴、南北渠、秦堤、泄水天平及陡门等30多处工程组成完整的防洪、泄洪、航运、灌溉体系，附近的许多祠墓古迹更增加了它的历史风采。

另一项闻名世界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它由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开始修建，至大业六年(610年)完成，部分地段利用春秋时期吴国开凿的邢沟(从今江苏省江都至淮安)故道和汉代汴渠，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北从荥阳过黄河，经临清直达北京；南面则向东开掘，到淮阴后折而向南，由扬州过长江，从江南的镇江经苏州到达杭州终点，全长2,400余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内陆运河。

元代建都北京，为了漕运方便，又将大运河裁弯取直，另开济州河、会通河，由苏北经山东与临清的旧运河衔接，里程缩短到1,794公里。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并使运河两侧的农田得到灌溉。只是近代铁路通行以来，大运河才逐渐失去它南北通道的主干作用，但作为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仍有它不灭的历史价值。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建筑有四个特点

(1)在建筑上普遍采用“木构架”。

(2)在平面布局上讲究形成封闭式的整体。

(3)在建筑的审美意识上追求平稳、整齐、对称，讲求秩序，适合礼度。

(4)在艺术造型上，中国建筑多采用庞大的出檐屋顶和高台基，给人以稳固、庄严、雄伟的感觉，组群建筑讲究主次分明、有起有落。

宫殿是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而成为帝王居住和施政的专用场所的。

从考古发掘知道，远在奴隶社会，供奴隶主居住和使用的房屋的规模就比较大。

到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以后，为了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领有天下的威严，宫殿的建筑设计特别追求高大、雄伟、壮丽。它反映了唯我独尊的文化心理，适应了统治万民的政治需要。

中国封建时代的宫殿建筑，有极为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以殿顶形式及其装饰表现得最为突出。屋脊上不同的小动物分别象征吉祥安定、灭火消灾、主持正义、剪除邪恶等，也是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周代以前还没有坟墓，古书称为“不封不树”。殷商时期，只有祭祀死者的地面建筑，并没有封土作为葬地的标志。大约到了周代，始有封土出现，并且按照死者的爵位来决定封土的大小。

爵位越高，封土越大，大者如山丘，因而那时把一些国君的墓叫做“墓丘”。

后来，一些国君的墓越造越大，大得如同山陵一样，因而帝王的坟墓就称为“山”或称为“陵”，加上陵前供死者灵魂起居的寝殿和子孙祭祀用的祭殿等，合称“陵寝”。

帝王陵寝除了地面建筑以外，还有华丽的地下宫殿，那是帝王死后真正活动的世界，因此帝王陵寝还应当包括地下宫殿在内。

由陵冢、陵园、地宫为帝王构筑的死后的华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一种体现。

中国园林艺术的特点概括来说，主要有三：

第一，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融合。中国园林无一例外的都是艺术地再现自然，都是范山模水，取法天然，为作为生存主体的人创造一个和谐统一的客体环境。它造园的根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反对任何牵强附会和故意雕琢。

第二，注重体现人的意趣和精神追求。中国园林在自然景物中寄托一定的理想和信念，借助自然景物来表达园林主人的志向和趣味，以满足人的某种精神追求。因而中国园林大多借景寓情，以景明志，赋予外在的景物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三，在造园手法上讲究含蓄、曲折、变化，反对僵直、单调、一览无余。因此，园林中的景物大多藏而不露，隐而不现。具体来说，造园要充分表现自然的活力，要在有限的空间里显示出自然景物的无限层次；要在造园时小中见大，虚实相间，主次分明，高低互现，远近相衬，动静宜变。园林面积越小，要求变化越多，而在变化中又不失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北方四合院的形制与布局深受儒家推崇礼乐思想的影响。

它的建筑特点是对外隔绝，形成一个封闭性的小天地；对内严格区别尊卑，构成小与大、内与外的几进庭院；在布局上讲究中正对称、正南正北。大门的方位一般南向，位于整个住宅的东南。地位高的人家，大门采用屋宇式(有门屋)，地位低的人家采用墙垣式(无门屋)。大门外设照壁，入门迎面设影壁，影壁前置石台花盆。入门折西，则为前院，院子很浅，房屋倒座，用作门房、客房，还有隅角杂物小院。前院与里院，以门隔开，外人不得进入。门设于中轴线上，常用“垂花门”形式，即四角檐柱不落地，悬于半空，如花下垂。里院由正房和两侧耳图垂花门房、东西厢房构成长方形庭院，是院主人一家生活第起居的天地，其中正房由长辈居住，厢房由晚辈居住。院中栽花种树，养鱼养鸟，构成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氛围。正房以北有时另辟小院，布置厨房、仓库及仆役住室，称为“后罩房”。整个建筑除贵族府第可以用琉璃瓦、彩画、朱红大门外，一般四合院都用青灰色砖瓦，色调朴素淡雅，跟皇家建筑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画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它的艺术成就和民族风格早已受到世界人民的赞誉。从艺术特征上讲，它跟西洋画有根本的不同。西洋画注重“形似”，以写生为主；中国画注重“神似”，以写意为主。画人物，着力表现他的精神和个性；画山水、花鸟、树木，则着力表现它们的形态特点和意趣。因此，中国画在构图时特别讲究“立意”，即确立画家所表现的那个意境，而这种意境也正是画家所追求的情趣所在。在色彩的运用上，西洋画大多是依据一定的光源，表现客观事物的色彩变化，明暗的对比比较强烈，感性的描绘比较突出；而中国画运用色彩，并不依照自然的光源，它主要是为了表现事物的特性，同时也是为了加强作品的情调和气氛，追求一定的装饰效果，因此有时采用非常鲜明的对比色，形成所谓的工笔重彩。西洋画在画法上，很注意描写对象的比例，高低远近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中国画却只注意线条的运用，以线条的疏密、繁简、曲直、刚柔来体现画中丰富的韵律节奏，从而造成一种空灵的艺术效果。关于中国画分两个问题来谈。

中国画发端于原始人类对自然万物的审美活动。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已经在陶器上用红、黑、白等颜料画出鱼、鹿和各种装饰花纹，这表现了他们强烈的审美意识。应当说，这就是最原始的绘画。1978年，在河南省汝州市阎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一幅新石器时代的图画，距今约5，000年，画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画面内容为一只鹳叼着一条大鱼，另外还有一把带木柄的石斧，展现了当时的某种生活图景，这是现存幅画最大的一幅原始绘画。商周时代，祭祀盛行，殿堂庙宇中布满尧、舜、禹等人的画像和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所以王逸《楚辞章句》中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儒俺，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据说，屈原正是看了这些壁画以后，才创作了《天问》的。这些材料说明，绘画在先秦时代已经是成熟而又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人们都没有见到过那时的绘画实物。1949年和1973年，先后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楚墓中出土了两幅帛画。一幅画中有一女子，垂髻束腰，侧身前行，双手做祈祷状，头顶有一龙一凤，引导死者的灵魂；另一幅中则画有一男子，长袍高冠，驭一巨龙。画面采用线描，简洁有力，形象生动，显示了我国传统绘画的特征。

秦代绘画应当直承先秦，但保留下来的作品极少。1976年以来，在陕西省咸阳市秦宫遗址中发现了一部分宫廷壁画，技法虽然比较粗率，但画面上人物远小近大，形似而又传神，人物车马和亭台楼阁用线条勾成，已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水平。从秦始皇兵马俑的斑斓色彩估计，秦始皇的地宫内一定有内容生动、色彩鲜明的壁画作品。汉代经历了四百多年，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儒学独尊，绘画成为政治统治和封建教化的一种手段。以人物为主的绘画大都采取了壁画的形式，布满王公贵族的宫殿、官衙、祠堂、庙宇、住宅和墓室，还有的大量刻于各种建筑物的石壁上，其内容有历史故事、生活场景、神仙鬼怪和神话传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发掘的汉墓中的绘画作品，展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风采。迄今最早的汉代墓室壁画是1976年在洛阳市发现的卜千秋墓内壁画，内容表现慕主人死后升仙的情景，画法上采用线条勾勒客体和物象，画面夸张变形，色彩鲜艳斑斓，体现出力与动的韵律。这样，加上1972年在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西汉帛画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地发现的东汉墓室壁画，就可以对汉代绘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汉代画家有姓名流传后世的仅十数人，其中以给王昭君画像的宫廷画师毛延寿最为知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流行，宗教画(主要是表现佛教内容的画)取得支配地位，同时由于社会动乱，崇尚清谈，文人士大夫们普遍趋向避世，并企图在自然山水中求得心理平衡和心境和谐，于是山水画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关于山水画的理论。这个阶段，佛教艺术发展很快，并给宗教画的兴盛以巨大影响。三国时的曹不兴是第一位画佛能手，相传他为孙权的屏风作画，误落墨点，点为苍蝇，竟使孙权误认为真，用手指去弹。东晋时的顾恺之(约348―409年)是人物画大师，以画绝、才绝、痴绝被称为“三绝”。“痴绝”是说他做人太痴，“才绝”是说他才华横溢，“画绝”是说他画技高超。他画的线条犹如青蚕吐丝，富于表现力和韵律感。他有意识地追求“传神”效果，极注意刻画人物的神态，并总结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绘画理论，给后世绘画艺术以重大影响。现在人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另一位大画家是张僧繇，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6世纪上半叶，“画龙点睛”的故事就是指他。他在技法上善于革新，创造了一种只用彩色而不用墨骨的“没骨法”，以色彩深浅增强立体效果。据说他曾为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一座新寺作花卉图案，因色彩深浅而有凹凸不平的立体感，寺名遂称“凹凸寺”，他画的图案被称为“凹凸花”。另一位画家是陆探微，所画人物极重笔法，描线如刀刻一般。这三个人合称“六朝三杰”。

隋唐绘画，成就惊人，是这一时代文化昌盛的形象表现。这个阶段无论是画的种类，还是画的技巧，都显示了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著名画家有隋代的展子虔，现存作品《游春图卷》采用青绿重彩渲染春天的气氛，表现了苍茫的山水烟景。这幅画解决了山水画空间的远近关系问题，使山水画从原来“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幼稚阶段，达到和谐自然的成熟阶段。唐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涌现出许多绘画大师；宗教画日趋世俗化，以宗教故事反映现实生活；从人物画中产生出仕女画，等等。阎立本父子兄弟三人(父阎毗、兄阎立德)为唐初著名画家，其中以阎立本成就最高。其画迹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历代帝王图》《步荤图》等七八种。其中《历代帝王图》画了由汉至隋13个帝王的肖像，并以人物面部的特征，揭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而《步荤图》则反映了文成公主与吐蕃(公元7―9世纪藏族政权名)赞普(君长)松赞干布联姻的历史事件，画中描绘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情景。唐代中期最杰出的画家是吴道子(约680―759年)，他在历史上被尊为“画圣”。他一生主要创作壁画，作品数量多得惊人，但没有一幅相同。他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发展“线描”，创造了“兰叶描”的线型，丰富了线条在中国画中的表现力。相传他画成《地狱变相图》后，京师的屠宰户们纷纷改业。他的绘画真迹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有宋人摹画的《送子天王图》比较接近原作。吴道子之后有张萱和周昉，这两位都是描绘贵族生活的能手。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宋徽宗摹本)、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是他们的代表作。在二人的影响下，形成了仕女画这一画科。唐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王维。李氏父子喜用强烈而又鲜明的色彩，创造了一整套青绿着色的方法，画面金碧辉煌，世称“金碧山水”。王维则另辟蹊径，从抒情的角度描绘山水，把淡泊恬静的诗意展现在画面上。他不施色彩，而以墨的浓淡表现山水的神韵，被称为“水墨山水”。此外，唐代还有画马的曹霸、韩干，画牛的韩滉等。五代时由于西蜀和江南比较安定和富庶，人们相对更多地追求艺术生活，为此宫廷设立了画院，搜罗画家们进行创作。花鸟画从最初的工艺装饰演变成独立的画科，五代成为花鸟画的成熟阶段。西蜀画家以黄筌、黄居案和黄居宝父子为代表。黄氏父子的花鸟画采用勾线填色的技法，称为“勾勒法”，其画风称为“黄体”，演变为后世的工笔画；江南以徐熙为代表，他的花鸟画直接用色彩点染，不用墨笔勾勒，称为“没骨法”，其画风称为“徐体”，演变为后世的写意画。这时的山水画都以真山真水为范本，着力表现大自然的秀丽和壮美，同时在画中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著名画家有荆浩、关全、董源、范宽等。

宋代绘画继续发展。由于帝王将相及地方官吏们富于文化教养，追求更高的艺术享受，绘画艺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同时，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也给绘画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朝廷在宫内设立了翰林图画院，以考试吸收画家，产生了“院体画”，其特点是严密精细，注重法度，作品多供帝王观赏，题材多为山水、花鸟。宋徽宗赵佶身为帝王，擅长书画，其花鸟画尤为突出。其画风格工整艳丽、高贵优美，是院体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芙蓉锦鸡图》等。同时，反映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也在宋代大量出现，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由宋代画家张择端创作的。此外，流传至今的宋代风俗画还有李唐的《村医图》、李嵩的《巴船下峡图》以及无名氏的《耕织图》《归牧图》等。宋代的大画家是李公麟，他擅长人物画，所画的人物能区别面貌、性格、年龄，现存作品有《五马图》《维摩居士像》和《免胄图》等。米芾和米友仁父子、赵伯驹、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多以山水画、花鸟画闻名。后四人被称为“南宋四家”。其中马、夏二人创立“水墨苍劲”的画风，善于利用画面的空白表现画外之意。马的画集中于一角，夏的画集中于半边，世称“马一角”“夏半边”。在花鸟画方面，宋代还兴起了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四君子画”。这些画借物抒情，表现文人的节操和雅趣，代表画家有文同、苏轼、郑思肖、杨无咎等。元代绘画更注意表达艺术家的情绪意兴，突出展示个人思想、感情的色彩，因此，山水花鸟注重水墨写意，“四君子画”大为流行。为了充分表达情趣，作者往往在画面题诗，以诗文点醒画意，书法、绘画相映成趣，形成文人画的独特意味，这一特点至今如此。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被称为“元代四大家”。

明代绘画到中叶以后才有生气，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学术比较活跃，画家们以各自的独特创造，推动了花鸟画的发展。出身于苏州一带的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以水墨写意见长，被称为“吴派四大家”。他们的继起者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又各成支派，称为“华亭派”“苏松派”。此外，还有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时间较早)，以吴伟为代表的“江夏派”等。但是，明代写意花鸟画的大师当推徐渭。他放笔纵横，水墨淋漓，随意挥洒，不拘成法，真正发挥了中国画中的笔墨趣味，被称为“大写意”画家。他甚至用泼墨勾染的技法画牡丹，不愧为大胆的创造。明末的大画家中，陈洪绶(老莲)擅长人物画，其画作形象夸张变形，高度概括，以表现人物的个性。清代绘画受统治者高压政策的钳制，形成一种仿古的风气。另有一些人则逃避现实，消极反抗，以一种怪异的风格出现。前者以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吴历、恽格为代表，习称“清初六家”；后者则以石涛、八大山人为代表。石涛、八大山人等的绘画手法夸张，形象怪异，用山水花鸟抒发内心的幽愤。“扬州八怪”(李鲜、金农、罗聘、郑燮、闵贞、汪士慎、高翔、黄慎，或有李方唐而无闵贞)继承了他们的精神，反对仿古的正统派，主张艺术革新，表现个性；艺术上构图简练，造型突兀，画面奇特，笔法刚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被视之为“怪”。但正是这种突破传统的精神，才能把艺术推向前进。清代末年，在江浙、上海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画家，显示了江南文化的昌盛，其中最有名的是“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和吴昌硕。“四任”中的任颐(即任伯年)和吴昌硕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任伯年对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吴昌硕则把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结合在一起，卓然成一大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洋画开始流行，中西绘画相互影响，中国画进人新的阶段。这期间，齐白石承先启后，徐悲鸿融合中西，陈衡恪、黄宾虹各有特色，影响了今天的画坛。

中国画论是随着中国画的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它既是绘画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审美心理的挖掘和描述，因此，了解中国画论中的某些传统观点，对欣赏中国画的内在魅力极有帮助。大抵说来，先秦两汉时的画论比较简略，魏晋南北朝形成理论，隋唐五代构成系统，宋代进一步精深，元以后是继承和发展。主要问题有：

1.形与神的问题。中国画注重气韵和神似，注重表现对象物的神态，抒发艺术家所获得的意趣，至于对象物的形态则在其次。但这不能理解为不要形似，因为没有一定的形态，神态也无从表现，所以艺术上常讲“形神兼备”。这里所说的神似，是指艺术创作的主导精神和艺术欣赏的主导趣味。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上推到顾恺之的“传神论”。但真正把这一见解加以精深发挥的是欧阳修、沈括、苏轼等人。欧阳修率先提出“古画画意不画形”，并且认为“萧条淡泊”的意境比“飞走迅速”的禽类更难表现。沈括十分赞赏欧阳修的这一观点，认为欧阳修是“真识画也”。他还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梦溪笔谈》卷十七)这正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阐明画贵神韵的道理。苏轼也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还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气意所到”。这里强调的仍然是“神似”。他用相马来比喻看画的道理，即是不是一匹好马，要看它是不是有神骏意气；同样，一幅画好不好，也要看它有没有神韵和意趣。宋代诗人陈与义跟苏轼有相同的观点，他在一首《水墨梅》的诗中说：“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这里的“意足”就是“神足”，只要能把梅花的意态充分表现出来，颜色的像与不像是不重要的。这些思想对后世的绘画理论和艺术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如元代画家倪瓒主张作画要“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明代画家徐渭也主张“不求形似求神韵”，而且创立“大写意”画法。清代以后对这一理论阐述有了新的发展，石涛说：“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大涤子题诗画跋·卷一》)“不似之似”正是画家所要表现的那种艺术境界。这一思想被齐白石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可以说，他把绘画的真谛说得非常明白。

2.诗情与画意。作为一种评画标准，苏轼首先提出这一观点，后世成为民族艺术的传统特色。情指情趣，意指意境，都是艺术家们所要表现的人生韵致，是他们与自然相通又相融的那种精神感受。作为文学的诗和作为艺术的画，都是艺术家们表现这一感受的依托，所以中国的诗画可以结合。但早期的结合，是画以文学作品为题材，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根据曹植的《洛神赋》创作的。及至唐代，诗人为画题诗，画家以诗作画，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如有人曾以李益的诗句“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作画。这种结合方式在宋代画院科举试题里还可以看出来，如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命题作画。这都是以诗命题，画家须按诗作画，其画主要看画家的构思立意是否巧妙。诗画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是王维开创的“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王维号摩诘居士，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善于在诗中表现画的意境，在画中表现诗的情趣。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边境的苍茫画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园林的幽静小景，诗画已经融为一体。这种诗画艺术的交融状态，表明人们的审美活动已经深化到“神交”的高级阶段。但王维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宋代由于禅宗思想的影响和理学的兴起，人们对艺术的认识大幅度深化，因此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此后这成为一种评画标准。“诗中有画”是指诗的意境鲜明如画，“画中有诗”是说画中有一种诗的意境美，诗画都描绘一种境界，抒发一种感情。久而久之，诗情画意成为传统美学艺术标尺之一。

3.心师造化和迁想妙得。这实际指中国画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心师造化”就是以造化为师。“造化”本指自然界，后来泛指一切客观事物。“心师造化”这一说法，是南朝陈代姚最在《续画品录》里首先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正确指出了画家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即客观事物是画家创作的艺术源泉，是画家进行创作的客观依据，也就是说画家要向自然和生活学习，这样才能创作出生动的作品来。在这方面，古人有很多故事，如唐代韩干从曹霸学画马，成名以后被召入宫，唐玄宗要他拜宫廷画师为师，他却说：“皇宫马厩中的名马都是我的老师。”元代的赵孟頫是一位全能书画家，他画山水，取法自然，因此他说：“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迁想妙得”是顾恺之首先提出来的，这是关于画家如何体验生活以获得艺术构思的理论。顾恺之主张绘画写神，有人问他怎么样才能得到“神”，他答：“迁想妙得”。什么是迁想妙得呢？画家在作画之前，首先要观察、研究描绘的对象，深入揣摩、体会描绘对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感情，这就叫“迁想”；在迁想的基础上画家逐渐了解和掌握对象的精神气质，经过分析、提炼，获得艺术构思，这就叫“妙得”。因此，迁想妙得的过程，就是形象思维活动的过程，是艺术家体验生活，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它对中国画实践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4.六法与四格。“六法”是南朝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来的绘画创作与批评的六条标准。他在《古画品录》里说，所谓“六法”，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第三是“应物象形”，第四是“随类赋彩”，第五是“经营位置”，第六是“传移模写”。“气韵”指人物的精神气质，即顾恺之所说的“神”或“韵”。谢赫把它列为评价绘画优劣的第一条标准，足见这一条是绘画的要旨。“骨法用笔”是指用笔的功力。中国画向来讲究笔墨，这“笔墨”二字也就包含了笔力的问题，因为运笔施墨必得以力行之，而力的大小、墨的深浅是大有讲究的。“应物象形”是指绘画应按照客观事物所具有的面貌来表现，而不应当主观臆造，也就是说，讲究神韵不能完全脱离客观事物本来的形态。“随类赋彩”是指绘画中的色彩问题，即按照不同的绘画对象表现不同的色彩，但它不是自然主义地表现色彩，而是按照事物的精神气质去表现色彩。“经营位置”是指构图设计。中国画的构图与西洋画不同，它不采取西洋画的定点透视，而是采取散点透视，讲求疏密聚散，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讲求无画处也是画，如“留白”，即留画出空白表示天空、云气、烟波等，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传移模写”是指临摹画的技能，按说可不列入创作和评画标准，但习惯上还是称为“六法”。“四格”是唐代才提出来的评画标准，体现了中国画的创作趣味，其内容比“六法”要抽象得多。唐开元年间，张怀瑞在《画断》中提出“神”“妙”“能”“三品”的标准以比较画的优劣。之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又增“逸品”一项，并且认为“逸品”是“不拘常法”，但对其他“三品”仍然没有具体解释。到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把“逸品”列为首位，并对“四格”逐一阐明含义。这一变化，反映了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逸格”是指不在意绘画的规矩，笔墨精炼，意趣出常；“神格”指形神兼备，立意妙合自然；“妙格”指绘画得心应手，笔墨精妙；“能格”指有功力，能生动表现对象物的作品。这“四格”长期成为欣赏文人画的等级标准，富有意趣的作品才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5.南宗与北宗。这是在佛教南北禅宗理论影响下形成的山水画理论。首创者是明代画家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沈颢等人，以董其昌的影响最大。莫是龙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他说，佛教禅宗有南北二宗，唐代开始这样区分；画也有南北二宗，也是从唐代开始这样区分，但人并不分南北。北宗是李思训父子，画法是着色山水，下传至宋代赵伯驹、马远、夏圭；南宗是王维，画法是笔墨渲染，下传到荆浩、关仝、范宽、董源、巨然及“元代四大家”。董其昌等人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认为南宗是文人画，北宗是非文人画。就其理论依据来看，实则是因为南禅主张顿悟，追求淡远，适合士大夫们的心理需求；而北禅主张渐悟，追求深透，不太适合文人们的口味。但南北二宗的绘画理论，只是讲了两种不同的画风，而不是不同的画法。实际上，南北二宗的画家里，风格也并不统一，所以用南北二宗来区别中国山水画的观点是并不切合实际的。

中国的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并且因地域的差异而形成丰富多彩的剧种。尽管不同的剧种异彩纷呈，却在表演艺术方面保持着虚拟写意的共同特点。这种戏曲种类的多样性和表演艺术的同一性，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和相融共进的民族精神。这里分两个问题来谈。

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原始的乐舞，后来巫术盛行，巫人以舞降神，巫舞逐渐演变为民间歌舞和小调。古代在每年腊月还举行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叫作“驱傩”或“大傩”，由4个人头戴面具，身穿熊皮，手执戈盾，口中发出“傩傩”之声，这叫“方相”；或由12人朱发画衣，手执麻鞭，甩动作响，高呼各种专吃恶鬼的神名，这叫“傩舞”，以后逐渐演变为戏曲，就叫“傩戏”。古代还有一些专门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人，在天子、诸侯设宴时进行一些乐舞滑稽表演，这些人叫作“俳优”“倡优”。以上这些乐舞表演，都可看作是戏曲的起源。秦汉时代，出现了“百戏”，其中包括杂技和歌舞。“戏”的本义是古代的军事行动，所以《说文解字·戈部》云：“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其偏旁为戈，后也指角力相斗。秦汉时的“百戏”就是由角力相斗演变来的。汉代又称为“角抵戏”。隋唐两宋，百戏兴盛，节目繁多，内容丰富，有的节目已具备故事情节。为了管理宫廷的这些歌舞、百戏等的排练、演出活动，唐代开始设立“教坊”。唐玄宗时又在宫廷禁苑里选择了“梨园”作为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场所，选数百人在此学习歌舞，通晓音律的唐玄宗亲加教正，这些艺人就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因此后世称戏班为“梨园”，称演员为“梨园弟子”，奉唐玄宗为戏曲祖师。在秦汉俳优的基础上，唐代出现了“参军戏”，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做一些滑稽对话和动作，以引人发笑，有时也讽刺朝政和社会现象。到宋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杂剧”，角色也不限二人，一般由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5个角色扮演。后来，南方杂剧发展演变为“南戏”，北方杂剧则发展演变为“元杂剧”。明代中叶以后，南戏已成为“传奇”，一直到清乾隆年间，传奇盛行一时，其结构比南戏更完整，曲调也比南戏更丰富，角色分行、表演艺术都接近今天的戏曲。剧种主要有昆腔、弋阳腔、青阳腔、高腔等，剧作家有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今天的昆曲、浙江的绍剧、江西的赣剧等就是从南戏和传奇演变而来的。元杂剧流行于元代，角色已有正末、正旦、净等多种，当时以元大都(今北京市)、山西平阳(今临汾市)、杭州为演出中心，现存最早的戏剧壁画和金元时代修建的戏台，都保存在山西，说明山西是元杂剧的发源地之一。明中叶以后，元杂剧衰落，陕甘一带的民间曲调与元杂剧结合形成最早的梆子戏秦腔。明末清初，主要唱吹腔、二黄等调；差不多与此同时，南下湖广地区的秦腔，又吸收了安徽传人的二黄，逐渐发展成汉调，主要唱西皮、二黄等调。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开始，“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京演出，汉调、秦腔也入京献艺。于是以徽汉二调为主，吸收昆腔、秦腔唱法，又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艺人们创造了新的唱腔，它以京韵念白，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京剧。应当指出，在今天现存的戏曲艺术中，以昆腔、秦腔最为古老，二者对今天丰富多彩的戏曲种类的形成贡献最大。特别是北方广泛流行的梆子戏，都受秦腔的影响。昆腔曲调高雅，辞章优美，为封建士大夫所欣赏，被称为“雅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力，但因为它在京师颇有地位，所以对京剧的形成有特殊贡献。直到今天，我们在京剧唱腔中时时可以听到昆腔唱段。昆腔以外的其他地方戏曲剧种，特别是北方的梆子戏，因为风格粗犷，语言通俗，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和喜爱，所以被贬称为“花部”。但事实已经证明，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的发展就快，生命力就强，因而花部中的京腔(即后来的京剧)、各地的梆子戏日益兴盛，而昆腔反倒趋向衰亡。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十五贯》的演出大获成功，经过扶植和提倡，昆腔才又重新振兴起来。

中国现有戏曲一共有多少种？《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载有287种，实际上超过360种，其中包括了各地演出的秧歌、皮影、木偶等，因为皮影、木偶也要配有一定的曲调，表演也有一定程式，所以归入戏曲一类。京剧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表演艺术最成熟的一个剧种，代表了中国戏曲发展的水平。京剧在表演风格上分成京、海两大流派。京派重视基本功的训练，严格讲究艺术规范；海派勇于革新创造，注意吸收新鲜事物。通过南北交流，竟相发展，形成了五花八门的京剧流派，出现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四小名旦”以及周信芳(麒麟童)、马连良、唐韵笙、张英杰(盖叫天)等大艺术家。此外，较大的剧种有豫剧(河南梆子)、秦腔、川剧、越剧、吕剧、晋剧(山西梆子)、黄梅戏、河北梆子等，其次还有湖南、湖北、广东的花鼓戏，江西等地的采茶戏，西北的道情，华北的秧歌，还有乱弹、高腔、碗碗腔，真是丰富多彩，各具芬芳。在唱腔上，有的用高腔(如北方梆子戏、江西高腔戏)，有的用低调(如山东柳子戏、河南太平调)；有的激越高亢(如秦腔、晋剧、河北梆子)，有的婉转抒情(如越剧、沪剧、黄梅戏)。在表演上，有的庄重严肃，显示出帝都气派，给人很强的历史感(如京剧、昆曲、晋剧、秦腔)；有的轻松活泼，富于民间情趣，给人较强的现实感(如川剧、花鼓戏)；有的擅长古装戏；有的擅长时装戏，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各地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人的精神气质的差异。

戏曲表演艺术的特点主要包含以下三点。

第一是虚拟的时空环境。这一点跟西方传入的话剧有根本不同。话剧要求真实地表现生活，因此，演员的表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即必须有一个固定的环境，野外就是野外，室内就是室内；春天有花红柳绿，秋天有落叶枯枝，人物的表演离不开这些实有的环境。中国的戏曲不是这样，它没有固定的环境，时间和空间自由灵活，完全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所谓“虚拟”，就是以虚代实，就是想象和写意。台上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在演员出场以前，观众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只有演员出场以后，由剧中人通过“唱”或“念”做出交代，观众才动用自己的想象，进入剧中的时空境界。如《打渔杀家》开始，萧恩、萧桂英父女上场先唱两句，交代出地点是“河下”，父女的活动是“打鱼”；然后二人下场，通过两句念白，交代出时间是“黄昏”，下面的故事就在这个时空里展开。如果要转换时空，也不用像话剧那样把幕拉下来，而是剧中人在舞台上走一个圆场，就算展开了一个新的环境。比如，四员大将身着大靠，八个“龙套”高举旌旗，主帅披蟒着靠，站在中间，喊一声“发兵前往”，诸将士在曲牌的演奏声中围着主帅转一个圈子，曲牌奏完了，主帅再喊一声“人马列开”，十万大兵的长途行军就算结束了，人马就从军营到了战场。一个小小的舞台一下子变成大大的天地，这只有在中国的戏曲里才有这样的时空效果，难怪连提倡戏剧“间离效果”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也惊叹不已。更妙的是，闽剧《拜月亭》中写蒋世隆兄妹和瑞兰母女四人逃难失散，四人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寻找亲人，他们同时在台上边唱边走着“oo”字形，彼此却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观众却完全理解剧中的情景，这正是对舞台时空无限自由运用的结果，没有虚拟的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等地点的转移，也要依靠虚拟的表演动作来表现。因此，这种高度简练、泼墨写意式的虚拟手法，是中国戏曲的最大特点。

第二是严格的表演程式。中国的艺术都是虚实结合，虚中有实。戏曲的虚拟依据于一定的真实生活，而虚拟的表演又不能没有规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规范，就是表演程式。它是以生活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逐渐形成的一种形式结构。它跟生活有距离，但有的近，有的远，有的虚，有的实。如开门关门的表演，虽然做一个开关的动作就可以，但必须是在什么地方关，就在什么地方开；上楼下楼也一样，上时迈几步，下时也必须迈几步。这就是程式的严格性。又如千军万马的调度，只要走一个圆场就行，但走得要有规律，你东我西就失去了真意；姑娘穿针引线，虽然不需要针线，但必须穿而引之，若是先引后穿，便违背了真实。《三岔口》描写两个英雄在黑夜里搏斗，灯光如昼的环境是虚拟的，但演员表现的紧张心情和蹑手蹑脚的探察动作是真实的，一举一动都是程式，都是虚拟环境中的表演程式。如果为了那种真实，把台上的灯关掉，只剩下两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晃动，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戏曲的程式，既是严格的程式，又是虚拟的程式。它好比是一首中国古典诗词，虚拟是创造意境的手法，程式是创造韵味的格律，是互相结合的。

第三是夸张的艺术形象。一切艺术都有夸张，戏曲当然也不例外。但戏曲的夸张主要在形象方面。比如脸谱就是一种极度的夸张，忠义、宽厚的人用红脸，正直、严肃的人用黑脸，稳重、正义的人用紫脸，内有心计的人用黄脸，桀骜不驯的人用蓝脸，勇猛、暴躁的人用绿脸，奸诈、多疑的人用白脸，滑稽可笑的人用丑角脸，等等。但是，这种夸张又不能有随意性，它已经具有某种规定性，各个人物要按照一定的谱式勾画。又如髯口(假胡须)，分三(三绺胡子)、满(满口胡子)和扎(露嘴的吊口胡子)三大类。有的胡子有一尺来长，实际生活中很少有这种胡子。佩戴髯口不光是为了表示年龄，更是为了艺术表演，如生角演员的“捋髯”“甩髯”和净角演员的“撕髯”，都可表现人物情绪。至于表演方面的夸张则更为明显。舞台上的笑，不是生活中的哈哈大笑；舞台上的哭，也不是生活中的号啕大哭。同样，《白蛇传》中的小青杀许仙也不用真的去杀，生活中的丫环也用不着像舞台上那么蹦蹦跳跳。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节日多达数百个。许多重大节日，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节日的形成和活动内容，与欧洲及西亚诸国的节日有很大不同。欧洲及西亚诸国的节日大多直接源于宗教或受宗教的影响，如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与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宰牲节等。其活动内容也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并且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我国的民族节日，特别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多与宗教无关。它的产生与演变，跟远古农业生产、祖先崇拜和原始禁忌有密切关系。中一国的风俗打上了鲜明的农业文化色彩，节日本身就反映出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天文、历法对节日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节日活动中的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表明节俗中保留着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平安吉祥、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是为了避凶就吉，这可以看出节日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至于在节日活动内容中融入的文人事迹及其彰显出的雅兴，也显示了中国节俗不同于西方之处。总之，西方节日重“神”，它所体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中国节日重“人”，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事”(如农事)的关系。

又称“年节”，古称“元日”“元旦”“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等，是我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我国的大部分民族都过这个节日。“年”是个时间概念，它的产生与农业、历法直接相关，是古人对农作物生长周期和季节变化的一种总结。所以古籍云：“年，谷熟也。”相传远在尧舜时代人们称这种周期为“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称“年”，《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了西周时一年新旧交替时的活动；《诗经·周颂·丰年》则是周代过年时祭祖的颂词。这些活动应是后世年节风俗的雏形。但汉代以前由于历法没有定型，“年”的时间概念因时代而不同，如《诗经》中描写的周代年终为十月，岁首为十一月。汉武帝时确定以夏历纪年，并把二十四节气编人历法，定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年终。于是，正月初一作为年节被确定下来，围绕年节的各种活动于除夕开始进行，并逐渐形成节日风俗。从历代过节情况来看，年节风俗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洁祀祖称”，包括拜天地、祭祖宗及家人、亲友间的拜年活动，主要表达人们对天地养育之恩的感谢，对祖先的尊敬和怀念，对乡亲邻里的祝贺，这是中华民族重视伦理人情的体现，也是宗法观念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二是“进酒降神”，如放爆竹、贴春联、喝椒柏酒、跳灶神之类。放爆竹始于汉代，南北朝时已成岁时风俗。据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据说“山臊”是一种山中怪物，可使人致病，但惧怕爆竹声响。初时只是火烧竹子，故称“爆竹”，后将火药装入竹筒燃放，宋以后普遍改用鞭炮。春联最初是桃符，即把两块桃木板挂在门上，画神茶、郁垒二神以驱鬼，五代以后演变为春联。但门神并不废。大抵来说，由汉至唐，门神为神茶、郁垒，是传说中统制百鬼之官。唐末五代，门神变为钟馗，据说他是唐玄宗梦中捉鬼之人，其像由玄宗口述、吴道子画成。宋末以后，以秦琼、尉迟恭为门神。据载，唐太宗病重卧床，夜晚常有鬼魂惊扰，太宗告于秦琼，秦琼与尉迟恭戎装立于门首，夜晚果然平安无事，太宗遂命画工画二人像张于门口，以驱邪崇。喝椒柏酒据说可以消灾灭病，健康长寿。旧时过年，腊月二十三这天叫作过小年，实际是年节准备工作开始的日子。从这天开始就要打扫门庭，送灶王上天，杀猪宰羊，采买年货，忙个不亦乐乎，直到除夕晚上吃年夜饭。北方民谣说：“二十三祭灶仙，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去打酒，三十日包饺子，三十晚上不睡觉，正月初一放鞭炮。”

灯节即正月十五放花灯，古称“上元节”，或称“元宵节”，起源于古代的祭祀遗风，跟天地崇拜有一定关系。据《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史家认为这是灯节的源头。这是说，汉武帝于正月上辛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从昏祭至明。所谓“太一神”，又称“太乙”“泰一”等，即远古时的太阳神，是天神中最尊贵者，因此汉代以隆重的仪式祭之。佛教传人中国以后，给中国节俗以一定影响。灯节就受到了这种影响。据《大唐西域记》载：“摩竭陀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正月十五日僧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曾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寺院燃灯礼佛。这样，中国的仙道思想与印度的佛教礼仪相结合而形成了灯节，到唐代以后十分盛行。每到正月十五日夜，士族庶民，家家挂灯，灯火辉煌，昼夜通明。唐人崔液曾作《上元夜六首》，其一云：“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又一云：“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载，“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唐代规定元夕灯会为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宋代增为五天，其规模更大，灯彩也更丰富，这在《东京梦华录》《大宋宣和遗事》《武林旧事》等宋代文献著作中都有记载。每逢灯节，“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宫中作琉璃灯山，山灯有数千百种，怪怪奇奇，无所不有”。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是写元夕观赏灯火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明代恢复古制，规定初八上灯，十七日收灯，一连张灯十日。其灯节盛况，如《金瓶梅词话》中所写，“只见那灯市中人烟转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周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各种金莲灯、玉楼灯、荷花灯、芙蓉灯、绣球灯、雪花灯、骆驼灯、青狮灯、白象灯、七手八脚螃蟹灯令人目不暇接。而在灯节放的烟火，《金瓶梅词话》中也有一段集中的描写，其中炮仗的名称五花八门，如赛明月、紫葡萄、霸王鞭、地老鼠、八仙捧寿、七圣降妖、十面埋伏等，于此可见明代灯节的繁华和热闹。清代张灯，初为五夜，后改为三夜：十四试灯，十五正灯，十六罢灯。据《燕京岁时记》载，“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自白昼以迄二鼓，烟尘渐稀，而人影在地，明月当天，士女儿童，始相率喧笑而散。”今北京城内灯市口大街，即当时灯火集散市场。由这一节俗形成的成语和俗语有“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光彩夺目”“金吾不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

由古“上巳节”演变而来。这一天，男女老少到郊外水边嬉戏，以消除灾难，古代管这一活动叫“修襖”，也叫“楔祭”。史载春秋时的郑国已有这种风俗。《荆楚岁时记》载云：“三月三日，士人并出水渚，为流杯曲水之饮。”王羲之所作《兰亭序》是这一活动的真实记录。序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353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襖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一活动虽然是为了避凶就吉，但从“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实际效果来看，无疑是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大大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一活动中的“流杯曲水”或“流觞曲水”，一直是上巳节的主要内容之一。流杯曲水的亭子，后世称为“襖赏亭”或“流杯亭”，在北京有四处：中南海流水音亭、故宫乾隆花园襖赏亭、恭王府流杯亭、潭柘寺猗玕亭(俗称“流杯亭”)。

与古时“寒食节”相合而成，时间一般在冬至后第105天，正好是农历三月上旬，公历4月5日前后。在我国的传统节日中，它是唯一同节气合一的节日。“清明”一词的含义是天清气明。相传大禹治水之后，天下太平，万民以清明颂之。周武王伐纣，天下太平，故《诗经·大雅·大明》云：“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后制历律，定二十四节气，三月的第一个节气为清明，意为“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此时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是开始春耕春种的时候了，所以，清明节最初是个农耕节。后来因相传晋文公的谋臣介之推在清明前一日(一说前二日)同他母亲被焚死在绵山，太原一带人民为纪念他而禁火一个月(后改为三日)，只吃寒食，并纷纷往绵山介之推墓祭祀，遂形成寒食节。后上坟祭祀的礼仪与人们扫墓祭祖的风俗相结合，融入清明节的活动内容。大约到唐代，清明节与寒食节已合二而一。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描写了唐代的祭墓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写的也是行人因在雨天看见清明扫墓情景而产生的淡淡的哀愁。清明之时，除扫墓之外，人们还喜欢到郊外踏青，实则是今天的春游。这一活动唐代已盛，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写到他清明在城南踏青的一次“艳遇”，极富情节性，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遵生八笺》载，南宋时“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装稀饰，金翠琛缟，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明清时代的北京人踏青，还折柳佩带，据说可免毒害，所以民间有“清明不带柳，来世变黄狗”的说法。清明节的另一项活动是荡秋千。“秋千”本写作“靴”，是春秋时期北方山戎族的一项习武活动，后传人中原，演变为娱乐活动。汉武帝于宫中祝寿，祈求千秋万岁，让宫女们荡之为嬉，为避讳，倒念为“秋千”。唐宋时极为盛行。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清明节都在宫中树起秋千架，让嫔妃宫女们尽情玩乐。由于她们身轻如燕，彩衣翩翩，让人有升天之感，故唐玄宗称之为“半仙之戏”。唐诗宋词中有许多关于荡秋千的描写，如苏轼《蝶恋花》云：“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又称“端阳节”，时间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其起源说法不一。有的说源于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崇拜；有的说是为了纪念屈原；有的说源于夏至；有的认为五月初五是个“恶日”，端午节的活动是为辟邪驱恶，等等。这几种说法各有道理，很难判断谁是谁非。极有可能就是这众多因素的融合，成为了端午节的起源。因出于对屈原的怀念和同情，人们通常把节日的活动都附会到他的身上。据湖南一带相传，屈原于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划着船争相前往抢救，这在后世演化为龙舟竞渡；为了保护屈原的尸体不受损害，人们用箬叶包了米喂鱼，这成为后来的节日食品粽子。从有关的史籍记载看，端午节在秦汉间已经形成，但两汉的端午风俗主要还是辟恶，其办法是用青、赤、黄、白、黑五色彩线合成细缕，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隋唐时期的端午节已少辟恶气氛而多欢乐景象，龙舟竞渡盛于一时，尤以今湖南一带为盛，唐诗中有很多描写竞渡场面的。宋代的端午节又因道教影响，作天师泥像挂于门户之上，其中也含驱邪的意思。由于五月初五已人初夏，后来的节俗中又加人许多夏令卫生保健的内容，如明代盛行用雄黄画额、涂耳鼻，节前打扫屋子，洒雄黄水，因为雄黄有杀虫消毒的作用。旧时，人们还喜欢在门上插艾叶，其味也有避瘟功效。民谣说“五月五，晒被褥”，我们不妨把端午节看作是古代的卫生节。

即七月初七，古代又称“七夕”。这一节日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相传牛郎织女夫妻二人被天河隔于两岸，每年七月初七在鹊桥上见面。过去因妇女们常在这一天晚上趁牛郎织女高兴的时候，向他们乞求智慧和技巧，故名“乞巧节”，又称“女儿节”。但从节日内容和形成的风俗来看，它是我国特有的爱情节。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本源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脘彼牵牛，不以服箱。”这里的织女和牵牛只是两颗星名，尚无爱情纠葛。到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牛郎织女已成为相爱而不得相见的情侣：“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正式结婚，但婚后不久便发生了悲剧。据记载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社。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至于在一年一度的什么时候相会，这里没有说，而在其他记载中说是七月初七，这可能与《汉武故事》中的描写有关。据说汉武帝生于七月初七，有一次他正为其生日坐在承华殿斋戒，有一只青鸟从西方飞来。汉武帝问东方朔这是怎么回事。东方朔说，这是西王母要来，派它先来报信。不多时，西王母果然从天而至。或许由于这个缘故，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便成了七月初七。唐代以后，又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跟七夕节有关，这一天又成为男女幽会盟誓的日子。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于七夕在华清宫过节，杨贵妃感牛郎织女分离，担心自己会遭玄宗抛弃，玄宗遂与她在长生殿山盟海誓，誓言生死不离。所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正是这些记载和文学作品，使七夕节充满浓郁的爱情色彩。关于七夕乞巧的风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一般的仪式是在庭院中摆上香案，供上瓜果，妇女们拿着五彩线在月下比赛穿针，穿得快者为巧。南北朝诗人刘孝威有《七夕穿针》诗云：“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唐代诗人祖咏有《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在农历八月十五，与春节、端午合称三大传统节日。农历七、八、九三个月为秋季，八月十五恰当一秋之中，故名“中秋节”，其起源说法不同。一说源于战国末期嫦娥奔月的神话，人们于八月十五祭月以盼嫦娥归来。二说源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我国远在周代已有秋日拜月的活动。古籍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的记载，“夕月”即于晚间拜月。但天子拜月，都在秋分时举行，跟中秋节不在同一天。从实质上说，中秋节是庆贺丰收的农事节日。因为这时大田秋熟，人们盼望五谷丰登，遂于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对月祭天，表达人们“花好月圆”“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在祭月的同时也产生了赏月的风俗，这也是因为八月十五这一天是一年之中赏月最好的时节。古人云：“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从历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知道，唐诗中的赏月诗很多，其形象都很美，这说明中秋节至迟在唐代已经形成。“嫦娥奔月”、玉兔蟾宫以及唐玄宗夜游月宫的神话传说，使月中世界更具有浪漫迷人的色彩。因此唐代以来的咏月诗篇，无不具有浪漫主义的格调。中秋节最明显的风俗就是吃月饼。这一风俗唐代已有，明清以来特别兴盛。据说元末汉族人民为了反抗蒙古族统治，曾用月饼相约起义时间。到明代，有的月饼做得很大，凡是回娘家的女子都要在中秋节赶回婆家，与丈夫、公婆一块吃月饼，因而明代称中秋节为“团圆节”。清代北京中秋节除赏月、吃月饼之外，最有特色的风俗就是到处卖“兔儿爷”，这大概是因为月中有玉兔捣药的传说吧。

即农历九月初九。古人以九为阳数的代表，二九相遇，故名“重阳节”。其风俗来由源于道教记载，据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人桓景随道士费长房学道多年。一天，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你家当有大难，须速速回家，令家人各做绛囊，装上茱萸系于臂上，登高喝菊花酒，方可免灾。桓景赶回家中，让全家于九月九日登山饮酒，晚上回家一看，鸡、狗、牛、羊通通暴死。费长房后来告诉他，是它们替他的家人死了。由此推断，重阳登高活动至迟产生于东汉，魏晋南北朝之际已经流行开来。究其来源，也有避凶驱恶的意图在内。后世的重阳风俗主要就是登高饮酒以避不祥。由登高而赏景，由赏景而赋诗，而饮酒又颇助诗情，因此，登高聚会、饮酒赋诗，就成为重阳节的主要活动。这一天，人们都要到野外登高赏景，有的地方还要出门去探望嫁出去的女儿。一旦登高望远，不免感怀思亲，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有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的正是这种感情。从现代科学来看，重阳秋高气爽，登高望远，见秋色如画，可陶冶性情，有益于身心健康。因此，重阳登高也是一种极好的秋季旅游活动。

即农历十二月初八。这是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一个节日，佛家称之为“成道节”。据佛教传云，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曾修苦行多年，结果饿得骨瘦如柴，因此决定放弃苦行。这时他遇见一位牧女，她送他一些乳糜吃，吃了以后体力逐渐恢复，后来端坐于菩提树下沉思，终于在十二月初八“成道”，故佛家称这天为“成道日”或“成道节”。中国佛教徒在这一天用米和果子煮粥供佛，这种粥被称为“腊八粥”。后来腊八粥传人民间，腊八节这天喝腊八粥演变为了民间习俗，宗教色彩已经基本消失。这说明，中国一些受宗教影响形成的节日，最后也不一定带有宗教色彩。这跟西方的一些节日不同。

在一定地域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民俗文化，往往还包括许多其他的迷信、崇尚和禁忌，比如按照传统，中国人在方位上喜欢正南而不喜欢正北；在颜色中喜欢黄色和红色而不喜欢黑色和白色；即使是一些极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人眼里也大有讲究。但是，由于人们对它们都已习以为常，很少探究它们的根由，因此也不曾想过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识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事实上，这许多的民族崇尚和禁忌，既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自然万物观察认识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心路历程和精神气质的一种表现。这里略述几种：

也称“十二属相”，指用来计算年岁的十二种动物。近年在内蒙古阴山北麓乌兰察布草原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刻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十二生肖图像，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十二生肖。东汉王充的《论衡》里记载了十二生肖的名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普遍使用十二生肖。南朝陈代沈炯的《十二属诗》云：“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隔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猴粟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盲悠哉。”此后，十二生肖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为什么要用这十二种动物呢？自古说法很多。一种是“阴阳说”，认为十二生肖是阴阳相合的结果。如宋代洪巽在《旸谷漫录》中说：“子、寅、辰、午、申、戌俱阳(即阳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虎、猴、狗皆五指，而马皆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即阴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这种用阴阳学说来解释生肖起源的理论为明代的王阳明学派所继承。但这只能说明十二生肖排列的巧合，而不能说明选用这十二种动物的原因。二是“相术说”，认为这是术家观察、选择的结果。如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术家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瞳、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人则无不足。”为什么要选用这些有缺陷的动物来代表人的生年呢？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因而解释也难以叫人信服。三是“混合纪年说”，认为十二生肖是古代华夏族纪年法与少数民族纪年法混合的结果。据有关记载，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早在尧舜时代就使用天干地支纪年，而我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因长期从事游牧活动，便创造了一种动物纪年法。到汉代，匈奴单于呼韩邪归附汉族政权，大批少数民族人民开始与汉族人民一起生活，两种文化互相融合，于是产生了十二生肖。但依据是什么，同样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四是“外来说”，认为十二生肖是从印度传来的。研究者认为，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原是印度十二位神将所驾驭的鼠、牛、狮(或虎)、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猪。传入中国以后，与十二地支相配，用鸡代替了金翅鸟。五是“图腾与天象结合说”，认为十二生肖是远古动物图腾崇拜与天文学中的天象结合而成的。古人由于受远古动物图腾崇拜的影响，在观察星辰位置时，就习惯于用熟悉的动物去命名，因此古代天文学上常见以动物名称命名的星座。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载，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收藏了一面中国唐代铜镜，镜面图文并茂，内圈为四方神像，顺时针为玄武、青龙、朱雀、白虎，分别代表北、东、南、西四方；第二圈为十二生肖动物图案，依次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第三圈为八卦符号，依次为坎、艮、震、巽、离、坤、兑、乾，中间隔以花纹；第四圈则为二十八宿星象图，依次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紫、参、井、鬼、柳、星、张、翼、、角、亢、氐、房、心、尾、箕。这一铜镜，表明了八卦、生肖与二十八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近年来，人们又发现汉代石刻《二十八宿》图上记载的二十八个星座是按周天分布方位的，代表十二时辰(今二十四小时)，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各三宿，并根据主星座的位置把二十八宿排列为东、南、西、北四组。为便于记忆，人们给每个星座配一种动物，与唐代铜镜完全相符，这就是：

东方：角(蛟)、亢(龙)、氏(貉)、房(兔)、心(狐)、尾(虎)、箕(豹)，

南方：井(犴)、鬼(羊)、柳(獐)、星(马)、张(鹿)、翼(蛇)、轸(蚓)；

西方：奎(狼)、娄(狗)、胃(雉)、昂(鸡)、毕(鸟)、紫(猴)、参(猿)；

北方：斗()、牛(牛)、女(蝠)、虚(鼠)、危(燕)、室(猪)、壁(㺄)。

按照这个排列，根据星座所代表的时辰，绘成钟式图案，正好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种解释，似乎比较科学。

在汉语里，数字不但是记数的符号，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和其他的文化意义。比如“一”，它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而且还表示“完全、全部、统一、专一、一样”等意思。在道家哲学里，它还代表“道”以及由“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这里，我们援引《周易·系辞上》中的一段文字来看数字在中国文化里的特殊意义，其文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操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执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段深奥的话全用数字表述，可见，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并不简单。它们的产生和运用，应当说跟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密切相关；数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识很可能是古人哲学思维的发展和表现。不妨认为，古代曾存在过数字迷信，只是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罢了。比如“三”，就是一个十分奇妙的数字。就其表示数目这一层含义来看，只是“二加一”和概数“多”，似乎平淡无奇，但到实际生活中体验一下，就会感到“三”的运用奥妙无穷，甚至带有某些神秘意味。以政治结构而言，古代天子以下所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称为“三公”——司马、司徒、司空(或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以下设三个上大夫之职，称为“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汉代称尚书、御史和谒者的办公处为“三台”；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为“三省”，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宰相之职。在军事编制上，国家设置上、中、下(或左、中、右)三军，以中军统帅为全军统帅，有古语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古代京师的军政设置，从汉代开始由左内史、右内史和主爵都尉三人掌管，称为“三辅”，因此记载汉代长安情况的书被称为《三辅黄图》；到宋代，宫廷禁军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等三个机构统领指挥，合称“三衙”。在法律上，称经三讯而后判决的司法程序为“三刺”，规定可以减刑的情况有不识、过失、遗忘三种，称为“三宥”；规定可以赦免的人包括幼弱、老老和蠢愚三种，称为“三赦”；甚至京剧《玉堂春》里的苏三在最后平反时，也要经过三级官吏的共审，称为“三堂会审”。在教育上，唐代称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三学”，称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书院为“三馆”；科举考试要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试”，录取的人员又分成“三甲”，头甲之中只取状元、榜眼、探花三名。在祭祀时，要供牛、羊、猪“三牲”；敬酒要“三献”；行礼要“三跪”。在天文历法方面，天空分为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三垣”；日、月、星称为“三光”；一年四季也分为三春、三夏、三秋、三冬。在文学艺术方面，把文章中的情、事、辞称为“三准”；把评价艺术水平的上、中、下(或神、妙、能)三等称为“三品”：把艺术家的诗、书、画三种绝技称为“三绝”，把山水画的三种取景法称为“三远”(高远、深远、平远)；把绘画用笔时的三种毛病称为“三病”(腕弱笔痴日“板”，心手相戾曰“刻”，行散不畅日“结”)。在伦理道德方面，以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为“三纲”，以“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乐”；以“不得闻、不得学、不得行”为君子“三患”；以“友直、友谅、友多闻”为“益者三友”；以“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为“损者三友”；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孟母教育儿子要“三迁”，刘备请孔明出山要“三顾”，梁山好汉攻打祝家庄要“三打”，就连唐伯虎点秋香也要“三笑”。现今我们常见的宫殿和寺庙建筑，常常是左、中、右“三座门”，前、中、后“三大殿”，皇家建筑总是有上、中、下三大台基。孔子及其弟子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日三省吾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成语云“三人成虎”“三阳开泰”；俗语云“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句话不离本行”，“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事不过三”，“火冒三丈”，等等。“三”的神通和奥妙由此可以想见。为什么中国人对“三”这么迷信？这恐怕与古人对客观世界的原始认知有关。在远古社会，人类对自身及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极为神秘，并由此产生了对自然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生殖现象)的崇拜。但是，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升，必然在思维过程中进行选择，从而认为在自然万物中“天、地、人”是基本，天高覆万物，地厚载万物，而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因此合天、地、人为“三才”或日“三灵”，《说文解字·三部》云：“三，天地人之道也。”可见“三”的本义就是代表天、地、人，即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在很早就形成了对天帝、后土、先祖三大神灵的信仰，并产生了祭祀天地和宗庙的三大祭礼。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还逐渐认识到，时间有昔、今、未之分，空间有上、中、下之分，方位有左、中、右和前、中、后之分。似乎有“三”就能代表全部，“三”因此隐含“完全、完美”的意思在内，并且积淀为中国人的潜意识，在生活中不自觉地用“三”来总结事物，指导行动。婚礼常行三鞠躬，丧礼默哀三分钟，文学巨著三部曲……

中国人对“四”和“五”的迷信，源于对大地的崇拜，并与五行学有密切关系。古人认为地是方的，共有东、西、南、北四面，“四”的象形字体也正好是一个方形实体。这一方向概念比较明确，东南西北很少混同。中国的古代建筑如城池、宫殿、庭院、寺庙，都取正南正北方向的方形(四边形)，东南西北也分得十分清楚。在汉语中，由“四”构成的词语大多与大地的方形形态有关，如“四方”“四极”“四维”“四角”“四邻”“四塞”“四郊”“四裔”“四海”“四渎”“四镇”“四京”，就连人体也按四面的结构去观察，称为“四体”“四肢”。至于“四库”“四部”“四美”“四难”“四声”“四德”等与方形有无关系，我们不敢主观定论，但成语“四分五裂”“四海为家”“四海升平”“四面楚歌”“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四平八稳”等，确实体现了“方形”这一本义。在东南西北的基础上加一个“中”，即构成“五”，可见“五”的迷信也与大地崇拜有关。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曾祭祀四方神和四风神，后来，周代又将四方神和四风神与四季相配，认为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到春秋时代，四方神转化为四帝，并于中央增一神而成五帝。到战国末年，以五帝崇拜附会阴阳五行学说，对“五”的迷信进一步加强，以“五”为一组的事物，于古籍中随处可见：“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方”(东、南、中，西、北)，“五帝”(太吴、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佐”(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兽”(苍龙、朱雀、黄龙、白虎、玄武)，“五音”(角、微、宫、商、羽)，“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器”(规、衡、绳、矩、权)，“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德”(明、从、睿、聪、恭)，“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官”(耳、目、口、鼻、舌)，“五脏”(肝、心、脾、肺、肾)等，多不胜数。

中国人对“九”的迷信源于对天的崇拜，还可能与龙图腾有关。《说文解字·九部》云：“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有人据此考证，“九”的原始意义为九头龙。古人以天为阳，以九为阳数之最，故以“九”代表天，而天与龙又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似乎不是一种巧合。由于封建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九”又成为皇家的象征数字，“九”的神秘性和崇高性因此更进一层。天有“九重”，地有“九州”，官有“九卿”，阶有“九品”，赏有“九锡”，国有“九鼎”，法有“九畴”，乐有“九韶”，诗有“九赋”，经有“九经”。大凡皇家的建筑与器物，多合乎“九”数，如明代建造的都城北京共辟九门；紫禁城的房屋共9，999间半；天安门城楼分九楹；皇宫门钉横为九路，竖为九路(计81颗)；皇家大宴的菜点为99种；各地王公和官员给皇帝的贡品也必须合于“九”数。可以看出，在民俗中，“九”是一种荣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志，是一个极限，也是一个转折的开始，还是一种变化和发展。与“九”相关的数字，如“三十六”(三十六计、三十六洞天、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七十二福地，七十二地煞星，嵩山、衡山、黄山皆为七十二峰)等，也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

中国自古以南向和东向为尊，以黄色和红色为贵，贬低北向和西向，轻贱黑色和白色，甚至视白色和西向为不吉。这在中国的古代建筑、服饰、礼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古建筑中的正房、主殿、大门，只要地形允许，都是坐北朝南的。只有在表示谦恭的时候，才将主殿建为坐西朝东，如北京天坛的斋宫是皇帝祭天时的住处，因天子在天父面前不敢南向自居尊位，只好求其次朝东而居。古代有“南面称王，北面事君”的说法，《周易》也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这说明，中国传统上以南向为主位、正位和尊位。古时天子接受朝贺，必须面南而坐；死后接受吊唁，灵枢也必须停放在北边。如果是天子吊唁臣子，则其灵枢必须临时移到南边。总之，古代以南向和东向为尊，而以北向和西向为卑，尤以西向为不吉利，“西”与“死”几乎同义，所以人们说“一命归西”。颜色迷信也一样，黄色自古为帝王垄断，成为皇家的专用色。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就意味着做了皇帝；而农民起义要夺取政权，也必须树起杏黄旗号召群众或头裹黄巾组织队伍。明清故宫、太庙及其他皇家建筑，一律取黄色屋顶。红色也是显贵标志，达官贵人的住宅是“朱门”，所以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他们穿的衣服称“朱衣”，古语说“朱衣点头”，意思是科举考试时文章得到主考官的认可；显贵们坐的车子也称“朱轩”或“朱轮”。红色还是喜庆的象征，在民间尤其如此：结婚贴红双喜字，新娘子以红巾遮面，过节挂红灯、贴红对联，婴儿满月吃红鸡蛋，劳模戴大红花，等等。而白色则被认为是凶色，多与死亡、丧事联系在一起。因而丧事也称为“白事”，坏女人则被称为“白虎星”。这些方向迷信和颜色迷信从何而来？究其根源，还是来自于古人的天地崇拜和战国末期渗入的阴阳五行观念。

可以认为，以南向、东向为尊和以红色为贵，源于古代的日神崇拜；以黄色为尊，则源于古代的地神崇拜。太阳从东方升起，至中午而处于正南，它火红的颜色、炙热的温度和所居的位置颇给当时的大们以神秘莫测的感觉，由此，使古人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一些远古文化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日神崇拜是人类最早、最大的自然崇拜之一。我国古代祭祀的东皇太一、东君，实际就是太阳神，屈原的《楚辞》里就有专门描写东皇太一的篇章，学者们指出，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即太昊)也正是太阳神的化身，“羲”“昊”二字均指太阳，古代所祭的“吴天大帝”也应当指太阳神。古籍记载说，太昊“立春”，“位在东方”，“象日之明”，而古人又认为“东方主生”，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如前所述，商周以来流行四方神的观念，并以四季与四方神相配，构成“四帝四佐”体系：东方为春，其帝太昊，佐神句芒，南方为夏，其帝炎帝，佐神祝融；西方为秋，其帝少昊，佐神蓐收；北方为冬，其帝颛顼，佐神玄冥。阴阳五行学说流行之后，又于中央置大神黄帝，佐神后土，并以五行、五色与之相配，构成“五帝五佐”的体系。炎帝主夏，位在南方，有祝融辅佐，颜色赤红。“炎”字二火，“融”字意为光照四海，均为太阳最热时的象征，以此看来，炎帝和祝融也由太阳神转化而来(也有人认为二者为火星)。古人认为，东方的苍色(青色)象征万物生长，南方的红色象征万物茂盛，因此古书对春夏二季的评价很高，如春天又叫“芳春”“青春”“阳春”；春景叫“媚景”“和景”“韶景”；春风叫“柔风”“惠风”，春天的时辰叫“嘉时”“良辰”。夏天叫“朱夏”“炎夏”；夏天的风叫“炎风”，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对南向与东向、红色与青色产生了迷信。西向与北向、白色与黑色则截然不同，西方的白色属秋，北方的黑色属冬。古人认为秋收冬藏，秋天万物凋谢，生命接近尾声和消亡，带给人的是悲叹和哀伤。古书中称秋为“白藏”，即气白而收藏万物，故秋天又叫“素秋”，秋风为“素风”“凄风”“悲风”；甚至古代的斩刑也规定在秋天进行。古人在秋天常生感伤情绪，逢秋则悲，白色因此象征不祥。冬天也不好，风为“寒风”“哀风”“阴风”，景为“寒景”，所以黑色也不招人喜欢，与黑组成的词语如“黑帮”“黑社会”“黑名单”等都是很不好的。

黄色之所以成为最尊贵的颜色，主要是因为古人对地神的崇拜。这也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古大认为，“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也”。《说文解字·黄部》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也云：“黄色，土德之色。”可见黄色崇拜确与土地有关。五行观念产生之后，土居中央，黄色成为中央之色，其神为黄帝，而黄帝又是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观念，非常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黄色因此受到历代的推崇，终于独尊于诸色之上，与其他颜色一起，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色彩序列和等级：黄、红、青、黑、白。这一序列，也正是中国古代服饰色彩的序列，只不过是在“红”前加了“紫”，在“黑”前加了“绿”罢了。

避讳作为封建社会特有的禁忌制度，已经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消亡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的精神已演变为某些习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依然存在。

什么叫“避讳”？就是为了表示对封建君主和尊者的敬畏，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他们的名字而采用别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做法。它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又是家天下和尊祖敬宗的体现。它起源于西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到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讳禁制度极严，有不少人因触讳犯禁而被砍掉脑袋。讳禁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讳有“国讳”和“家讳”两种。“国讳”是指统治者运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们为之避讳；“家讳”是指封建士大夫们为其尊者自行避讳。统而观之，历代避讳方法有三种：改字法、空字法和缺笔法。“改字法”是对涉及与帝王及尊者之名相同的字时改用其他字代替的做法，所改的名称包括人名、地名、官职名、年号名、器物名、书籍名，甚至还有改姓的。如汉代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改“恒山”为“常山”；《汉书》作者班固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在书中称“老庄之术”为“老严之术”；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竟称“王昭君”为“王明君”；《后汉书》作者范晔，因其父名“泰”，为避家讳，凡《后汉书》中的“泰”均改为“太”；北宋官僚文彦博，本姓“敬”，因避赵匡胤的祖父赵敬之讳，改姓“文”；唐高宗有一个年号“显庆”，但到唐中宗李显时，为避讳，改“显庆”为“明庆”等。“空字法”是将应当避讳的字空出来不写，或空围“□”，或作“某”，或直书“讳”字的做法。如东汉许慎在作《说文解字》时，对当世皇帝汉安帝刘祜以及上至光武帝刘秀在内的五代帝王之名，皆取空字法，只作“上讳”二字，也不解释它们的形、音、义。又如《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的群臣请汉文帝早立太子一事，其中有“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的话，“某”即指汉景帝刘启，司马迁为避汉景帝讳而如此称之。又如唐人在撰写史书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将隋末“王世充”写成“王充”等。“缺笔法”是对所避之字采取最后一笔不写的避讳做法，如孔丘之“丘”，清康熙皇帝玄烨之“玄”等。更为糟糕的是，封建社会还有“讳嫌名”的做法。所谓“嫌名”，就是与所避之字声音相近或相同的字。遇到这类字也要避讳，即为“讳嫌名”。如唐代诗人李贺，其父名李晋肃，“晋”与“进”同音，因“讳嫌名”而不得考进士。韩愈为此愤愤不平，作《讳辩》一文替李贺辩护，文中说：“若父名仁，其子不得为人乎？”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答，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许人人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便是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辛亥革命以来，避讳制已随着封建统治一起消亡，但不许犯忌和害怕犯忌的双向心理习惯并没有消除。为了避凶就吉，出于习俗或礼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各种避讳，比如阿Q秃头上有癞疮疤，他就忌讳别人说“光”“亮”“烛”；明明家中的老人“死”了，却硬说“老了”“走了”“去了”，甚至还有“故世了”“去世了”等。在现实生活中，尊者、长者总是厌恶或者不习惯他人直呼他的名字，卑者、幼者也觉得直呼尊长者之名太不礼貌。因此中国人对父母、师长、上级均不直呼其名，这一点跟西方国家也很不相同。

“文化”概念

“文化”核心

“文化”结构

“中国文化”区分角度

“中国文化”内涵

1. 世界人民的需要

2. 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3. 个人提高素养的需要

1. 统一性

2. 连续性

3. 包容性

4. 多样性

冯友兰“哲学特性说”

任继愈“宗教特性说”

李泽厚“美学特性说”

梁漱溟“伦理特性说”

作者观点

1.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综合

2.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的综合

3. 注意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的综合

中国文化是一个独具性格且结构完整的系统，它根植于东方的土地，融入了东方的智慧，吸纳了外来的因子，最终形成一种内涵十分丰富、具有自新能力，并且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

中国文化是由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民族文化，它历经数千年的演化而汇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反映了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凝结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并且不断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和发展。

它的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结晶。

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有三方面：

一是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而不依附于神学独断。

二是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与中庸，而不讲求分别与对抗。

三是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而不追求冒险与刺激。

我们在今天来了解中国文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现实需要。

首先，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其次，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三，是个人提高素养的需要。

(一)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文化不会丧失其特点

1. 内陆辽阔，空间巨大，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回旋的舞台，是造成中国文化亘古独立、长生不灭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文化带有封闭保守特点的环境因素

2. 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特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3. 山河壮丽，景色秀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

青藏高原：“世界屋脊”，黄河、长江、澜沧江都发源于此

中国第二大河，全长5464公里，发源地在巴颜喀拉山下的卡日曲，河流从这里开始，将冰雪的融水和雨水汇入两个高原湖：扎陵湖、鄂陵湖，然后流于青藏高原之上，至兰州展开一弯弓状，穿过秦晋两省的黄土高原，出孟津入平原，汇入大海

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带，北至长城一线，南达汝水、颍水中上游

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河以北，东至渤海，北达旅大地区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中国最长河流，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山西南侧，全长六千七百多公里，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达一百八十余万平凡公里

新旧时代的文化遗址：仅次于黄河流域地区，主要集中在川滇地带、汉水中游、苏皖平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部

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大陆面积的1/15，大小相当于一个欧洲

最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口

最西：摄入亚洲大陆的腹地

最南：南海的曾母暗沙

最北：黑龙江省漠河县的黑龙江江心

夏商：黄河中下游地区

西周：西至甘肃，东至山东，北达辽宁，南达长江以南

秦朝：西至陇西，东至大海，北达长城，南达广西

两汉：进一步巩固

魏晋南北朝：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开发

隋唐：西至咸海，东至大海，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一带，南达南海

五代十国

宋朝：北宋与辽、南宋与金

元朝：新设岭北（蒙古）、辽阳（东北）、甘肃、云南四行省，西藏正式纳入版图

明朝：十三布政使司外，设立奴儿干都司，管理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

清朝：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边包括南海诸岛

“画野分州”：黄帝时代至春秋战国

“郡县制”：秦汉至隋朝

“道路制”：唐宋至辽金

“行省制”：元明清

“省专县”：辛亥革命以后

东北：黑（黑龙江）、吉（吉林）、辽（辽宁）

华东：沪（上海）、苏（江苏）、浙（浙江）、皖（安徽）、闽（福建）、赣（江西）、鲁（山东）、台（台湾）

华北：京（北京）、津（天津）、河北（冀）、晋（山西）、蒙（内蒙古）

华中：豫（河南）、鄂（湖北）、湘（湖南）

华南：粤（广东）、桂（广西）、琼（海南）、港（香港）、澳（澳门）

西南：蜀（四川）、黔（贵州）、滇（云南）、渝（重庆）、藏（西藏）

西北：秦（陕西）、陇（甘肃）、青（青海）、宁（宁夏）、新（新疆）

中国的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第一，内陆辽闹，空间巨大，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足够回旋和施展的舞台。

第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特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第三，山河壮丽，景色秀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

黄河与长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它们从西到东，把中国的国土由南至北划分为三个自然带，构成了不同的气候和水上条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充足的乳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是远古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带，也是华夏文明最早发祥的地带。这一大片土地当时的水土条件适宜于农业耕种，原始先民最初采集野生谷物，后经种植驯化而逐渐成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同时，黄河及其众多的支流，为古代簇聚于此的先民提供了灌溉和航运之便。它们流经的地方，形成许多东西向或东北一西南向延伸的山谷和盆地，气候温和，出入便利，成为人们理想的簇聚区。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第二个哺育区。首先，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仅次于黄河流域地区。其次，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水稻作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运交通便利，又诱发了发达的商贸文化、丝织工艺文化、园艺文化和园林文化。

中国地名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民族融合、疆域区划的变化、传统文化观念等内涵。中国地名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具体联系表现为：

第一，一个地名就是一个历史碎片，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和历史底蕴。

第二，地名简称、别称等的由来、命名、寓意都蕴含着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的意味。

第三，地名的变迁既反映人们对地形、地理位置的认知，也反映该地历史人文的变迁。

“元谋猿人”：1965年5月在云南发现，距今170万年

“蓝田猿人”：1963年至1964年间在陕西发现，距今115万年至65万年

“北京猿人”：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距今70万年至23万年

广东的马坝人、陕西的大荔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内蒙古的河套人、广西的柳江人、北京的山顶洞人、四川的资阳人

距今20万年至1万年

原始人群进入初期氏族公社的阶段

时代特点

母系氏族社会（前期）

父系氏族社会（距今5,000年左右）

四大区域说

六大区域说

“三皇”

“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三王”：禹（颛顼的孙子）、汤武王、周武王

西北的“华夏集团”

东方的“东夷集团”

南方的“苗蛮集团”

尧、舜、禹由部落公推为联盟首领

公元前21世纪，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史称“家天下”

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约有74个王朝

历时最长：公元前9世纪建立的周朝，包括西周、东周，共八百余年

准确纪年：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历时最短：五胡十六国时期汉人冉闵建立的“大魏”（350-352年）

疆域最大：元朝，面积最广时达1,400万平方公里

奠定中国文化 的基本内核与基本品格

汉朝

唐朝

中国王朝史的特点：兴替更迭

原因分析

产生方式

据文献记载，大禹死后，其子夏后启继位，在钧台(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大会诸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中国也由此进人了奴隶制时代。夏王朝共传十七君，至桀为商所灭，合计四百三十余年。但是，夏代的历史，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些简略的文字记载，还没有完全得到考古学的证实。夏王朝的中心区域，集中在今河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它的都城经常迁徙，但活动地域大多在这一带。文献记载的夏代社会约有如下几点情形：第一，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已有明显发展。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国土整治工程，无疑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推动。又相传禹會用铜制作兵器，铸造“九鼎”，可见夏代已能制造大型青铜器。第二，夏代已出现了私有财产。那时的人们已经“货力为己"，并且出现了罚人为奴以及将战俘变为奴隶的现象，可见夏代已形成了奴隶制度。第三，夏代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统治系统，其中包括：(一)王位世袭制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天下”；(二)国家官吏制度，即设职分官，形成一个官僚群体；(三)行政区划制度，即将全国领土分为“九州"，在每个州设立地方官，称为“九牧”。

尽管夏代文明至今还不能得到确切的实证，但夏代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样一个经历了四百余年的王朝是无法捏造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陆续在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内进行了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发掘了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在第三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个方形宫殿遗址，四周发现有房基、窖穴、水井、窑址，出土器物中有少量的铜器、玉器，其年代正与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吻合，它很可能是夏代的都邑之一。最近几年，经过"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考古项目的专题研究，确认二里头文化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在那里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向前推了三百多年。

商代的社会情况，不但有文字记载，而且有文物佐证，因而商代历史要比夏代清楚得多。商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叫商汤，其先祖为帝誉之子，名契，佐舜治天下，被封于商(今河南省商丘市)。商汤任伊尹为相，据传伊尹为庖厨，以庖厨之喻对商汤讲解治国道理。在伊尹辅佐下，商汤励精图治，发展壮大，终于取代夏桀而有天下，定都城于毫(有三俱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偃师市境内)，共传30王，国家五盛五衰，六次迁都，自公元前1384年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一带)，故商朝又称“殷商”，至纣王帝辛为周武王所灭，合计600余年。商朝灭亡后，殷都遭到很大破坏，故称为“殷墟"。至清末在这里发现商代甲骨文后，殷墟闻名于世。现在，殷墟已被陆续发掘出来，其范围约有20余平方公里，包括宫殿区、王室墓地、手工业作坊及奴隶殉葬坑等。1976年，在殷墟发掘了一座很大的妇好墓(第22代商王武丁之妻)，出土1，400多件青铜器、玉器和其他文物。在殷墟王陵出土的“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代表了商代青铜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记录商代社会情况的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文。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都是商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也称“卜辞"，其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商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几方面考察：(一)商代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奴隶主贵族拥有大批奴隶，奴隶被宰杀已是常见的现象。(二)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加强，商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独断一切的权力，其下的最高政务官为“尹"，还有各种宗教祭祀官员，武装力量也相当可观。(三)社会生产力比前代更为提高，精美的青铜器便是证明；天文历法大为进步，已有明确的纪时、纪日、纪月、纪年法；已普逼使用货币(贝币)，说明商品交易已很活跃。(四)宗教祭祀活动盛行，凡事由巫卜祈求于鬼神，这些情况在甲骨文中有丰富的记载。现在，国家在殷墟所在地建立了“殷墟博物馆"，以丰富的文物考古成果展示商代的历史与文化。

周王朝崛起于中国的西部，其始祖为弃，弃即舜禹时的农官后稷，姬姓。《诗经·大雅·生民》即描写后稷诞生及教人播种五谷的事迹。周族几经迁徙居于岐山(今陕西省岐山县境内)之下，至文王姬昌时强大起来，建都于丰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文王死，其子武王姬发领兵伐商，一举灭纣，建立了周朝。其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统治制度。周朝传12王，至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时250余年，史称“西周”。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的纪年。

西周社会依旧是奴隶社会，继续实行由奴隶耕作的“井田制"，并且通过实行"封建制”来维系其政治统治。所谓封建制，即分封土地以建国的制度，即周天子将王畿之内的土地留作自己享用，王畿以外的土地则分给诸侯，让他们去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诸侯又在自己的封国内，拿出一部分土地分给卿大夫，称为“采邑"。据说，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有71个，姬姓国就占了53个。与这种封建制相辅的是“宗法制"，这种制度商代已然实行，西周大为完备。即天子的地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大宗"，世代不变，百世不迁；其他诸子，各立门户，即为诸侯，地位也由其嫡长子继承，称为“小宗"，五世而迁。大宗与小宗之间，小宗要奉事大宗，大宗要照顾小宗，以此维护宗族。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制定了礼乐刑罚，即史书所说“周公制礼作乐"。礼乐用于贵族内部，为各级贵族规定朝聘、祭祀、婚丧、服饰、车马、宫室等制度，以区别尊卑等级；刑罚用于镇压人民，以迫使人民服从其统治。西周的经济比商代已有所发展，工商业由王室和诸侯经营，青铜器制造已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已发掘出土的著名西周青铜器有“大盂鼎"和“毛公鼎”；农业生产已有“百谷"之称，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当时都已具备。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在申国和犬戎联军的攻打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其子周平王继位，将都城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前一段称为“春秋"，后一段称为“战国"。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的阶段，奴隶制度逐渐瓦解，封建制度开始产生。这时的周王室日益衰微，对诸侯的控制力日渐削弱，周天子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而实际上已沦落到不如一个小小的诸侯，各个诸侯国的势力则日趋强大。为了争夺土地及其他资源，诸侯国之间不断发动战争，互相称霸，形成"春秋无义战"的局面，而齐、晋、楚、秦、吴、越，成为“春秋六强”，而“春秋五霸"则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和宋囊公，但宋襄公空有称霸的野心，并无称霸的实绩。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的重要变化是由铁器和牛耕的出现而引起井田制的破坏。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使大面积开垦成为可能，于是井田(公田)之外的私田大幅度增加，奴隶主开始向封建地主转化，奴隶开始向农奴转化。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制度，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的多少征收百分之十的税赋。其后各国仿效，土地赋税制登上了历史舞台。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就这样产生了。于是，原来属于诸侯的许多卿大夫势力逐渐强大，并最后取代自己的宗主，成为新兴的统治者。齐国的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起点，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已基本确立。许多小诸侯国都被大国吞并，形成齐、楚、韩、魏、赵、燕、秦七国，称为“战国七雄"。这时中国社会演变的大趋势是由分裂走向统一。从经济上说，铁农具和耕牛的普逼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又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从而也使水陆交通日益发达，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从民族构成来说，经过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各民族之间已逐步融合，华夏族作为一个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七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内部变革，又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杰出人才，而日渐活跃于各国舞台的“士”的阶层也在积极谋求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这就为“诸子百家"的出现和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于是革新变法层出不穷，合纵连横风云际会。处于西部边陲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疆土扩大，国力富强，终于形成由秦国统一中国的局面。

秦国至秦王赢政的时候，决定全力向东推进，扫灭六国，一统天下。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仅十年工夫，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灭掉六国，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王赢政为了巩固和管理这一大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创立皇帝制度，掌握最高权力，他以自己为“始皇帝”，并企图传以万世。皇帝至高无上，独断一切，皇帝之下，设立“三公九卿"为其服务。(二)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朝廷任免。(三)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秦始皇下合"焚书坑儒"，制定严刑苛法，并无休止地征用全国的人力和财力，驱使民众北伐匈奴，南征輪南，修筑长城，开凿驰道，广造宫殿，大修陵墓，弄得民不聊生，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结果在他死后即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明农民阶级作为封建统治的对立面已走上历史舞台。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秦帝国只传到二世即宣告灭亡，这对秦始皇传以万世的企图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是他苛刑暴政的直接苦果。但是，不管秦始皇实行了哪些暴政，他统一中国是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这种全民族的大统一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刘邦和项羽各以其雄势强力争夺天下，历史上称为“楚汉之争”。项羽本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刘邦只是草根出身的乡亭小吏，但到最后，刘邦以善用人才的优势击败不善用人的项羽，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了新的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因刘邦會被封为汉王(其地在今陕西省汉中市)，故其王朝称为“汉朝”，历史上称为“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西汉建立之后，接受了秦朝苛刑暴政、繁徭重赋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但局势很快稳定下来，而且经过近40年的“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后)，国家逐步富强起来。随后又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一前87年在位)，对内进一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实行盐、铁国营政策，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同时又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对外方面，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北伐匈奴，派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扩大了西汉帝国的疆土和对外联系，使汉朝达到极盛阶段，因而汉土的中原人被称为“汉人”，原先的华夏族也逐步改称“汉族"，此后的“汉语”、“汉字”、“汉文化”都由此而来。

西汉末年，贵族、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土地，大批农民破产和流亡，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大贵族王莽夺取了汉朝政权，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公元9年一24年)。王莽为了缓和社会危机，假借《周礼》之名，实行所谓“托古改制"，结果天下大乱，引起农民起义。起义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为湖北的“绿林军”，由王匡、王凤等领导；一支为山东的“赤眉军"，由樊崇等人领导。但政权最后落入刘邦九世孙刘秀之手。刘秀响应绿林，东征西讨，消灭了其他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以洛阳为都城重建汉朝，是为光武帝(公元25年一57年在位)，历史上称为“东汉”。

东汉建立之初，因前两代皇帝尚能励精图治，其疆域仍能保持西汉时的规模，社会经济也比西汉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开发，故东汉王朝仍能保持强盛的国力。但在建国60年之后，朝中的外戚和宦官两大政治势力彼此残杀，交替掌权，双方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卖官爵，行贿受贿，政治进入腐败黑暗的怪圈，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由太平道首领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在统治者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全国却陷入大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东汉皇帝只不过是任人摆布和宰割的傀儡而已。在众多军阀中，曹操(公元155年一220年)以其杰出的才能，扫灭群雄，统一了北方，随后又领兵南下，打算消灭长江下游以南的孙权，以便统一全国。但在赤壁(在今湖北省赤壁市)遭到孙权和刘备的联合抵抗，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史称“赤壁之战"。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废汉自立，建立了魏国，以洛阳为都；孙权据有江东，建立了吴国，以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刘备则控制四川，建立了蜀国，以成都为都，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分立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3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纷乱复杂的时期，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呈现一种激烈而又活跃的态势。魏、蜀、吴三国，虽然不断进行战争，但因各自都采取了相对有益于本地区社会发展的政策，三国的经济也还有所发展。特别是北方实行的屯田，吴国兴起的造船和蜀国努力改善民族关系，都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吴国军队到达台湾(时称夷洲)，开启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联系。后来，魏国政权被司马懿父子控制，至司马炎时取魏自代，建立了晋朝，建都洛阳，中国又暂时归于统一，历史上称为“西晋”(公元265一361年)。

但西晋王朝仅仅维持了50余年即告瓦解，原因首先是官僚贵族过着极为腐朽的生活，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谓王恺与石崇竞富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其次，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原由北方迁入长城以内的少数民族，不断反抗晋朝的残酷统治；三是晋王室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出现了所谓“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乘机在今天的山西反晋称帝，其子刘聪继位后先后攻下洛阳和长安，俘虏了西晋的晋怀帝和晋愍帝。西晋宣告灭亡。此后的中国则分为南北两部分：南方是由西晋皇族司马睿所建立的东晋(公元317年一420年)，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城，先后延续了100余年。北方则是历史上所称的“五胡十六国”，频繁争斗，我生你灭，也延续了135年。所谓“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十六国"则指他们建立的前赵、后赵、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夏、前燕、后燕、南燕、北燕、西秦、成汉、前秦、后秦等，但十六国也并非都是少数民族所建，也有汉族建立的；在十六国之外，还有辽西、仇池、后蜀等，因此，“五胡十六国”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后来，强大起来的前秦，扫平北方，于公元383年由苻坚领兵南下，企图一举消灭东晋，结果在淝水(在今安徽省境内)与晋军一战而溃，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成语“风声鹤喉，草木皆兵”的典故就出于这次战争。经过一段短暂的混乱，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公元420年一589年)。在南方，东晋之后为宋、齐、梁、陈几个短命的王朝，均以建康为都，史称"南朝”。而北方，由东北地区南下的鲜卑族于公元439年建立北魏政权，初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都洛阳。至公元534年，北魏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都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魏都于长安。随后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公元577年，北周消灭北齐，北方重归统一，史称"北朝”。

南北朝虽然尖锐对立，但社会经济和文化还是在继续发展。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由于北方人口南下，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更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期间的重大事件就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学习汉族王朝的各种礼仪，规定鲜卑族使用汉姓，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这就大大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这只是因政策推行而造成的结果。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混乱局面，本身就是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的一种表现，是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时期。

南北两方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权臣杨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朝(公元581年一618年)，定都长安。而后大军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国重新走向统一。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公元589年一604年在位)开皇年间，内事建设，加强法治，外服突厥，开拓疆土，因此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所谓“开皇之治"。但到隋炀帝时又大行暴政，大兴土木，大兴徭役和兵役，弄得民不聊生，民变纷起。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陇西豪族、驻守太原的大将李渊及其子李世民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起兵夺取政权，建立了唐朝(公元618年一907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以后的又一个强盛时代，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强大的政治，超过了汉代，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处于先进行列。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一649年在位)执政的贞观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他总结和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讲求法治，顾恤民生，广开营路，任用贤才，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努力建设一个繁荣而又安定的社会，因而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其后，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称帝(公元690年一704年在位)，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女皇帝。武则天才智杰出，善用人才，采取了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所以能维持强盛之势于不衰。武则天死后，其子李显复位，复称“唐”。之后，虽然经历了激烈的宫廷变故，但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仍然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富庶盛况，唐帝国达到兴盛的顶峰，这就是有名的“开元之治"。这时的唐帝国，疆域空前广大，经济空前繁荣，对外交往空前频繁，其灿烂的文化成果大大影响了周边国家。然而，唐玄宗后期，骄纵声色，怠于国事，政治极度腐败，引发了范阳(今北京地区)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的军事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帝国从此江河日下。此后的百余年间，唐朝中央政府内部宦官专权，朋党斗争，外部藩镇割据，征伐不断，人民又陷人水深火热之中，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巢大起义"。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帝国土崩瓦解，中国又进人分裂割据的状态，即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一960年)。五代为后梁(朱温所建)、后唐(李存勖所建)、后晋(石敬塘所建)、后汉(刘智远所建)和后周(郭威所建)，都城分别在沐梁(今河南开封市)和洛阳。与此同时，先后尚有十个割据政权，称为十国：北汉(刘崇所建，都太原)、南吴(杨行密所建，都扬州)、南唐(李o所建，都金陵)、吴越(钱锣所建，都杭州)南楚(马殷所建，都长沙)、闽(王延钧所建，都福州)、南汉(刘隐所建，都广州)前蜀(王建所建，都成都)、后蜀(孟知祥所建，都成都)、南平(高季兴所建，都荆州)。在这期间，北方王朝更迭，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而南方却相对安定，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方转移。

五代十国纷乱割据的局面是很短暂的。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北)，黄袍加身，夺取了政权，因他同时任归德军节度使(即宋州，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国号称宋(公元960年-1127年)，是为北宋，史称赵匡胤为宋太祖(公元960年一975年在位)。北宋建立后，逐步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却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宋王朝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对着强大的劲敌而显出自身的虚弱，再加上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国家军费负担沉重，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外一再寻求妥协，以维持屈辱的和平。北宋统治者虽然实行过“王安石变法"，企图富国强兵，但在守旧派的坚决反对下，变法以失败告终，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内政外交陷于绝境，南方方腊、北方宋江纷纷起义。这时，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掉辽国，举兵南下，攻入沐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北宋宣告灭亡。中国又进入南宋与金的南北对峙时期(公元1127年-1279年)。

由宋高宗赵构建立的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偏安一隅，对外实行投降妥协的政策，压制和打击主张抗战的势力，以岳飞(公元1103年-1142年)、韩世忠为代表的抗战派虽然顺乎民意，在战场上一再获胜，但却为投降派所不容，岳飞最终被宋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宋金双方订立了“绍兴和议"，宋向金割地称臣。金国将其都城由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南迁燕京(今北京市)，领有中国的北部地区。

就在宋金南北对峙中，北方蒙古族在部落會长铁木真的领导下建立了蒙古国，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三代大汗，横扫欧亚，先后消灭西夏和金国，西到欧洲大陆。至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正式建立元朝，筑大都城(今北京市)，是为元世祖(公元1260年一1294年在位)。而后挥军南下，攻陷临安，但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爱国志士继续抗元，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迹。

元朝虽然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但却是一个空前统一、疆域广大的王朝，西藏地区已完全纳人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元王朝的统一，发展和巩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定了以后中国疆域的基础。但是，元朝政府实行残酷的民族政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南宋统治下的各个民族)四个等级，歧视和压迫汉人和南人，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再加上后来的政治腐败和元末的自然灾害，激起了全国性的"红巾军大起义"。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以其自身的雄才大略，利用红巾军的力量，逐渐翦灭群雄，统一全国，以南京为都城，建立了明朝(公元1368年一1644年)，是为明太祖(公元1368年一1398年在位)。至明成祖朱棣又迁都北京，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在明朝的二百余年间，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货物转卖四方，商业资本活跃全国，工商业城市迅速繁荣，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但其内忧外患也十分严重：一是太监专权，祸国殃民，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二是倭寇侵扰，为害海防，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三是西方殖民者侵入澳门、台湾等地，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明朝后期，东北境内的女真族日益强大起来，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统一各部，建立了“后金"，稍后定都沈阳。其子皇太极继位后改国号为“清”(公元1636年一1911年)，不时威胁明朝政权；而明朝内部，农民在不堪重压的情况下爆发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自尽，明朝灭亡。清军利用李自成起义军的内部矛盾，在明军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协助下，长驱直人北京，李自成败走，清朝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这期间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明末抗清将领郑成功(公元1624年一1662年)领兵于1662年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直到康熙皇帝(公元1662年一1722年在位)时郑氏后裔宣布归降，台湾重又与大陆统一。清朝政府在康熙、雍正(公元1723-1735在位)、乾隆(公元1736年一1795年在位)三个皇帝统治时期，认定中俄边界，平定新疆准葛尔部、青海和硕特部和新疆回部，把新疆、青海、蒙古、西藏都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版图；对内则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生产和人口增加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发展超过了明代。但在乾隆、嘉庆以后，租税加重，吏治腐败，人民的苦难日胜一日，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和大理教起义先后爆发，清朝的统治走上了末路。公元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割地赔款，中国进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

西方殖民者自侵扰中国的台湾和澳门以来，不断派遣传教士和外交使节东来，企图传教，与中国建交，发展贸易。英帝国主义者则将大批鸦片运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元1785年一1850年)奉命往广州查办鸦片。这时英国输入的鸦片已达5万余箱。次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将缴获的鸦片全部焚毁，并禁绝英商再度输入鸦片。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与尊严，遂以坚船利炮攻打广东、浙江、直隶，结果清军大败，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十三款》(即《南京条约》)，向英国赔偿军费，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开始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史。

但是，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这个屈辱的条约，因而广东等地反抗外国殖民者的事件不断发生，于是在公元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联军长驱北上，攻入大沽口，沙俄舰艇也乘机开往瑷珲，强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国向俄国割让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清政府又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为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各国自由传教，继续赔款等。但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其殖民利益永难得到满足。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第二次攻入大沽口，直陷天津、北京，烧毁圆明园，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除割让九龙给英国以外，又增加赔款，允许外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行权”。

这期间，由洪秀全(公元1814年一1864年)领导的"拜上帝教"，于公元1851年在广西的金田村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并且攻城略地，占领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而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谋求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上海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安徽张洛行领导的“捻军”也分别起义，与太平军相呼应。清政府为了消灭太平天国，竟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委派會国藩训练湘军，负责讨伐太平天国。经过三年多的恶战，會国藩乘太平天国内乱之机，终于攻下南京，镇压了这次农民革命。然而，腐朽的清王朝也耗尽全力，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这时的清政府又发生了慈禧太后独揽大权的事变，清王朝的覆灭巳是不可避免了。

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會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等人，从实践中发现洋人的坚甲利兵，乃得力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物质建设，因而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向洋人学习。于是以李鸿章为首，展开了一个国力自强的运动，其主要内容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购买枪炮机器，在国内设立工厂，开发矿山等，史称“洋务运动”。可惜遭到朝中一班顽固保守大臣的反对，竟成了清末舞台上的一阵浮光掠影。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发生内乱，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干预，日本政府也派兵而至，导致中日之间的“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全军覆没，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等。堂堂中国先后遭受东西列强的侮辱和欺压，给全国人民以强烈的刺激。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图谋变法。这时的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企图振作。1898年，他召见主张变革的康有为、梁后超等人，决定实施新法，史称“康梁变法"，因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但这一变革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党的激烈反对，只运转了103天即告失败。结果，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在今中南海内)，康梁逃往海外，谭嗣同等六名变法人士则为变法献出了生命。

帝国主义的不断侵辱，激起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从1898年起，山东一部分民众即以“义和拳"为基础，组织成反帝团体“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方很快形成强大势力。这时的清政府又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1900年6月，俄、日、英、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二次攻占北京，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辛丑北京和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拆除从京师到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开辟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并允许各国驻兵。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清王朝也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风雨飘摇中先后死去，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公元1866年一1925年)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武昌起义，全国纷纷响应。接着革命党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溥仪宣布退位，这一年为辛亥年，故称为“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到此寿终正寝。

但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掉在中国的利益，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支持中国的军阀势力，原北洋大臣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自称“皇帝"，改元“洪宪"，激起全国各地的反对，仅83天便忧惧而死；随后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复辟清室的事件，改当年为“宣统九年”，但也只维持了五个月时间。这只是封建帝制的垂死挣扎和阴魂不散，并不能抵御革命的冲天大潮。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的新曙光就此开始了。

1. 贵族家庭出身的皇帝是多数，基层与平民出身的是少数。

2. 北方籍的皇帝（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多数，南方籍的皇帝是少数

1. 真正杰出的人才，甚至可以称为“雄才”

2. 素质平平的庸才，有一些甚至就是蠢材和杀人魔王

3. 幼儿皇帝和白痴皇帝

4. 具有其他杰出的才能

1. 官僚

2. 外戚

3.宦官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秦朝：“丞相”或“相国”，有时设“左丞相”与“右丞相”分权

西汉：“丞相”，“御使大夫”为副职

东汉：司徒、司空、太尉（大司马改，地位最尊）

东汉末：复置丞相（曹操任）

魏晋：名称多变

隋唐：“三省六部制”

五代：“首席宰相制”（首相）

宋代：“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

元朝：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再下为平章政事，副职有左右丞及参知政事，俱为宰相，最多达十余人

明朝：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

清朝：沿袭“内阁制”，“内阁大学士”（“阁老”，即宰相）

0. 由秦至清，《中国宰相全传》收录了1,282人

1. 唐宋为界，宰相出身的地域有明显不同。

2. 从秦到唐，家族宰相是一个突出的现象。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良臣”

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最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成为左右朝政的强劲力量

两者与朝臣三种政治势力之间，往往会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也常常两两相互利用，构成联合之势，以打击另一种势力

形成原因

专权历史

历史沿革

专权历史

黑暗程度

反宦斗争

战争区域：多在北方

战争次数

战争性质

战争结果

民族的生存类型

斗争

融合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统一：历史上的一个王朝领有中原以及向外延伸的大面积版图

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分裂则是短暂现象

统一之所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皇五帝”是传说中的始祖，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人物。按照古书的记载，“三皇五帝”说法不一。历代王朝所崇祀的“三皇五帝”分别为：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吴、颛项、帝誉、尧、舜为“五帝”。

此外，从社会发展和科学认识的角度米看，燧人、伏羲、衬农这一三皇序列，反映了中国原始先民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化过程。

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故以三皇相配；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故以五帝相配。正是由于儒家的大力推崇，从秦汉时起，三皇五帝就被奉为神明，列入祀典，进行祭祀。

中国王朝的兴衰更迭究其原因，

一是事物发展有一条铁律，那就是有兴有衰，一旦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生难以为继，这个王朝就注定走向自己的终点；

二是各种利益群体在特定条件下谋求获取最大利益，从而会以特定手段夺取最高权力，取代口的王朝；

三是不同民族为了争夺与控制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会与在位的统治者争夺最高统治权。为此，更迭基木上依靠军事手段。

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但皇帝本人的素质与其实际权力大小息息相关。纵观历史，中国的皇帝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真正杰出的人才，如刘邦、刘秀、朱元璋、石勒等；

(二)素质平平的庸才，如东吴的孙皓，南朝的刘子业、萧宝卷以及北齐高洋、高湛等；

(三)幼儿皇帝和白痴皇帝，如末代皇帝溥仪、晋惠帝司马衷等；

(四)还有一些帝王具有其他杰出的才能，譬如说文学艺术之才，如宋徽宗赵佶。

这四类皇帝的实际权力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古代的战争，按其性质可以分作四种：

第一种，中华本土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其中多数是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武力南下，引发汉族抵御入侵的战争；反过来，汉族王朝为了消除北部边疆的威胁，也曾主动出击；此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争夺资源的战争。

第二种，是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其根本目的是争夺最高统治权。

第三种，是农民起义战争，这种战争贯穿了中国的历史。

第四种，则是海外异族的侵略战争。

这四种原因皆是中国古代战争频繁的因素之一。

统一之所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处于疆域中心的中原地区，最先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中心，对周边民族与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其次是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中心与四方”的关系，以中土、中原、中州为中心，四面为四夷，进而延伸为四海、九州与天下。

第三是各民族间交互杂居，相互通婚，形成了民族大融合。

第四是从文字产生，到秦代实行“书同文”，使具有表意特征的汉字成为了传递信息与沟通心灵的符号系统，它在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第五是由先秦到汉代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对历代统一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拥有凝聚力的哲学、一种容纳百川的胸怀和奋斗进取的精神。

第六是中国的农耕文化使民心思定，祈盼“天下太平”，而只有统一，安定与太平才有相应的保证。以上这些因素，使“统一”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渴望与价值取向。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这种全民族的大统一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创立皇帝制度，掌握最高权力。皇帝至高无上，独断一切，皇帝之下，设立“三公九卿”为其服务。开创了封建社会的先河，结束了中国的奴隶社会。

(2)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朝廷任免。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的基本模型。

(3)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这些都有利于秦朝的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4)为加强思想上的统治而施行“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次浩劫，烧毁了许多的古籍和重要的文献资料。

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看法：

(1)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情况下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危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革，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就成为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最常见、最有效的途径。

(2)为避免在阶级搏斗中瓦解的厄运，纷纷变法图强，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

(3)改革过程中，革新与守旧力量的抗衡

总之，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西方姓氏：宗教色彩

中国姓氏：宗法色彩

1. 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又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其历史渊源非常久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制度之一。

2.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与封建礼教相结合，标榜同姓同宗，抬高名门大姓，称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大地主利益的有力工具。

3. 虽然以汉族原有姓氏为主体，但也吸收和容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因此已成为民族团结和融合的象征。

“姓”：母系氏族社会，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成相互区别的族号

“氏”：产生比“姓”晚，因同一母系血统的氏族子孙繁衍，人口增加，同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前往不同地方居住生活，各支族区别于其他支族的称号

初级阶段的根本区别

夏商周三代保留原有区别外，又带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者赐封而来。

秦汉时代，姓与氏混合为一

5种：“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9种：“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

32种

1. 最早产生的姓，即原有意义上的姓，后人以姓为氏

2. 以国邑为氏

3. 以官职为姓

4. 以祖父或父亲的名或字为氏

5. 以排名次第为氏

6. 以爵号、谥号为氏

7. 以居住地为氏

8. 以职业或技能为氏

9. 以事为氏

10. 避讳改氏和皇帝赐姓

11. 由少数民族的称呼转化而来，成为汉姓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魏以来，盛行门阀制度，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东汉，除皇族刘姓为第一大姓外，还有所谓的“四姓小侯”，即外戚樊、郭、阴、马四姓。汉明帝曾为四姓子弟单独设立学校

东晋，原来中原地区的豪门家族，随晋元帝司马睿到了江南，称为当地的“侨姓”，这主要有王、谢、袁、萧等豪门，而当地还有朱、张、顾、陆等高门，称为“吴姓”

北朝政权也以名门大姓为依托

隋唐时代，科举盛行，寒门庶族大量进入统治阶层，但门第观念逸然盛行

现在见面问“您贵姓”是由封建社会姓氏有贵贱之别的情况演化而来的。

郡望：指某一姓氏居某郡而为人们所仰望，实际指某一姓氏的社会影响

唐代韩愈自称“昌黎人”，时人称韩昌黎，李白为韩愈支付仲卿作碑称其为“南阳人”，实际上韩愈父子为河阳人，这是因为当时韩姓以昌黎和南阳两地为郡望

“彭城刘”、“颍川陈”、“汝南周”、“太原王”、“京兆杜”

随着社会进步，门阀制度早已衰亡，郡望意识也早已淡化，但由于某些姓氏在社会经济文化进程中的特殊表现和作用，它们在近代直至现代仍有着令人瞩目的影响。

比如江浙一带的钱氏

1. 帝王分封子弟功臣

2. 战乱

3. 官宦

4. 移民

封建社会修谱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家族血统的承袭关系，但客观上却保留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真实史料。

“赵钱孙李”：宋朝皇帝姓赵，钱塘所在的吴越国皇帝姓钱，其后妃姓孙和李

全国汉族姓氏中以李姓最多，尤以北方地区人口较多，约占汉族人口7.94%

其次为王姓和张姓，分别约占7.41%和7.07%

此外为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

这19个姓占了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为“名字”

人际交往中

“因名取字”

号的起源很早，但其流行乃是唐宋以后，明清时为盛，这与唐宋以来的文学发达不无关系，也与儒道文化对文人的性格影响直接相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

唐代大诗人杜甫，号“少陵野老”

南宋史学家郑樵，号“西溪遗民”

元代冯子镇，号“怪怪道人”

明末朱耷，号“八大山人”

唐代大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因生长于青莲乡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因贬黄州居于东坡

宋代黄庭坚，号“山谷道人”

清代画家金农，号“二百砚田富翁”，因藏砚丰富

清代刘洋，号“十三经老人”，因其治经学

明代书法家祝允明，号“枝指生”，因其有十一指

清代诗人朱彝尊，号“夕阳芳草村落”

清代陈鸿寿，号“梦饲千百鹤斋”

明代画家唐寅，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明代徐渭，号“水田月老人”

清代画家郑板桥，号“青藤门下走狗”

(一)姓氏的产生

(二)“姓”与“氏”的区别

中国姓氏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种：

(1)最早产生的姓，即原有意义上的姓，后人以姓为氏；

(2)以国邑为氏；

(3)以官职为姓；

(4)以祖父或父亲的名或字为氏；

(5)以排行次第为氏；

(6)以爵号、谥号为氏；

(7)以居住地为氏；

(8)以职业或技能为氏；

(9)以事为氏；

(10)避讳改氏和皇帝赐姓；

(11)由少数民族的称呼转化而来。

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而字则用于下对上、少对长或对他人尊称。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名与字有密切关系，大约有以下几种：

1. 伏羲所发明的八卦演变而来

2. 神农氏开始的结绳记事起源而来

3. 皇帝史官仓颉创造

原始社会各个氏族都把自己的图腾当作本氏族的名称或徽号，往往在常用器物甚至自己身上画出来，以示区别。后来，各氏族联合成部落联盟，器物上就涂画有多种图腾。

众多遗址出土的陶器外口沿上，都刻有许多笔画比较简略的符号，可能代表器物的数量或是器物主人及制陶工的标志。

古人所说的仓颉，很可能是一个原始部落，或者这个部落的首领。他们在活动过程中，由于扩大交往和传递信息的需要，吸收和整理了其他部落的图形和记事符号，成为当时文化最先进的原始部落之一。

“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金文”（“钟鼎文”）：商周时代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其中以周代金文最多。

甲骨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秦统一后）→隶书→行书和楷书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国宝

内容：四言诗，每面鼓上一首，共十首，内容为歌颂国君田猎事迹

形态：字形比金文更整齐，结构近于小篆，是过渡字体

书法：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

历史

石鼓文是春秋时期秦国的石刻文字，时间大约在公园前770年至前325年之间，是研究汉字发展和石刻艺术的重要文物之一。

先秦，《史籀篇》已失传

秦代，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

汉代，三书合一为《仓颉篇》，此外还有史游《急就篇》，主要给儿童识字用，统称为“小学”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系统分析汉字的六种结构，称为“六书”

1. 象形

2. 指事

3. 会意

4. 形声

5. 转注

6. 假借

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用字法：转注、假借

取象于物：物是天地间的客观存在，是人们依存的基本条件

取象于人：人是天地间的万物之灵，具有利用和改造万物的智慧

取象于器：器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产物，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汉字基本上以这些客观实体构成

1. 写实主义精神

2. 人体本位精神

3. 原始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的反映

清末以来，许多学者探索改革方案，如采用简笔、拉丁字母、数码式符号等

“五四”运动以后，有的学者大力主张汉字拉丁化，钱玄同曾提出汉字改革分两步走，即先采用注音字母，后采用罗马字母。

后来，有人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推动汉字拉丁化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总表》，研究和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字对中国数千年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有了汉字，才能在不同的方言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书面表达形式。

汉字发展，经历了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的过程。

由简到繁：最初的汉字不够用，采取添加部件和笔画的办法，增加数量

由繁到简：学识不易，需要通过简化手段，提高人们的识记效率

汉字是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文字，形、音、义密切相关

汉字的方块结构富于联想，能启发人的想象和创造

汉字能与最新电子技术相结合，形成汉字电脑信息网络

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文字的产生标志着社会文明有了划时代的进步。汉字的产生也不外如是。汉字的产生最早应该是原始社会的图画和象形符号。

文字的发展变化总是从形象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从简单到繁杂。汉字的演变也是如此，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篆书，由篆书到隶书，然后才是现在使用的行书和楷书。

汉字由图画和符号文字发展成今天独具特色的方块字跟中国人重实际、多想象、包容万物的那种实用理性思维和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精神密切相关的。

“六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但并未指出“六书”是什么。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为“六书”，是“造字之本”。稍后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六书”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次序、名称与班固等人又有所不同。后世文字学家采用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

六书是对汉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也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对汉字构成的特点进行了全面归纳，反映了汉字构成的特点。具体来说：

汉字由图画和符号文字发展成今天独具特色的方块字跟中国人重实际、多想象、包容万物的那种实用理性思维和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精神密切相关的。

汉字结构体现了如下精神：

最早是指在努力贵族中掌管道德教化、音乐礼仪的官员，如巫、史、祝、卜等

后来这些人在社会变动中逐渐分化，流落到民间

“君子儒”：为诸侯执掌礼仪

“小人儒”：只能替人办理丧葬祭礼

生平

“仁”

礼制理念

政治思想

教育思想

历史局限

生平

思想

生平

思想

董仲舒

王充

生平

道家

“道”

朴素辩证法

“贵柔”“守弱”策略思想

消极性

生平

思想

地位

在战国时代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

生平

思想

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

“循名责实”“信赏必罚”，一个统治者必须有名有实，赏罚严明，只有这样才能“威申令行”

商鞅讲“法”，申不害讲“术”，慎到讲“势”

生平

思想

地位

因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兴起两汉学术思想的主流——“经学”，是研究和阐发儒家经典的宗旨及其方法的一门学问。

其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切领域

从研究“六经”开始，一直发展到“十三经”

早在《庄子》出现，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先秦时的著作

经孔子删订，成为向弟子讲授的教材，又称“六艺”

到汉武帝设立“太学”时，《乐经》不在，只立“五经博士”向弟子讲授

到汉代才用隶体书写代替口头传授，称为“今文经”

“古文经”，即用“古籀文字”写成的先秦旧本，内容也有差异

逐渐形成“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两大学派

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认为孔子删订“六经”，是为了托古改制，为万世立不易之法，尊孔子为经学之祖

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竭力为汉王朝的封建“大一统”寻找理论依据，因而受西汉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被立为“官学”

尊崇周公，认为“六经”不过是孔子整理过的古籍史料，真正的古义还有待研究，比较注重名物训诂，多以考据为特色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接受了刘歆的建议，立古文经为“官学”

东汉时涌现出马融、许慎等一批经学大师，特别是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群经，名望极高，号称“郑学”

三国末期，王肃按自己的理解遍注群经，形成“王学”，因王肃是晋武帝司马炎之父司马昭的岳父，王学被立为“官学”

南朝宗王，北朝宗郑

隋唐一统天下，孔颖达等人合编《五经正义》，将南北观点合二为一，对汉代以来的经学做了一次系统性的归纳梳理

宋代以后，抛开传统的训诂、释义，直接对经文的原文“义理性命”进行剖析，形成宋明“理学”，开辟了儒学的新阶段

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是以老庄思想为主旨，又糅合儒家经义而产生的一种新学说

“玄”，即老子所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指深奥难测而又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某种状态、关系或道理。

研究这种深奥难测的状态、关系或道理的学问，就可称为“玄学”

魏晋间名流学士多称之为“玄谈”“谈玄”或“玄风”等

三国魏时，何晏和王弼二人喜好老庄，何晏著有《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著有《周易注》和《老子注》等，二人都主张“贵无”，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返本归真，一任自然”

魏晋之际，嵇康、阮籍、郭象等人，大力宣扬二人观点，玄学大盛。

东晋以后，佛、道二教流行，玄学才走向衰微

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整整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社会生活

以“本末有无”为核心所展开的本体和本性之学，所探求的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企图透过宇宙万有的现象，直接探求其本体和本性。

宇宙本体

人的本性

魏晋玄学及其思辨方法，如“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等，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明时代的儒家学说，因其竭力宣扬儒家的“大道”而又称为“道学”

1. 儒学内在的变化

2. 佛教思想的流行

先河

“关学”

“濂学”

“洛学”

“闵学”（朱学）

陆学

“白沙学派”

王学

李贽

理学在清代走向衰微，儒家学者因思想和社会的变迁又归向经学，像汉儒一样注重训诂和考据，而这种训诂考据之学被称为“质朴之学”，简称“朴学”，也称“考据学”

朴学以清代为盛，成就超过古人，尤以乾隆、嘉庆时最辉煌，形成“乾嘉学派”

明末清初几位大儒，感于亡国切肤之痛，斥责理学空谈心性误国，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要经世致用就要有根有据，其结果就是走向考据。

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颜元

雍正、乾隆之后，屡兴文字狱，思想控制极严，一般学者更加埋头著述，多在考据训诂方面下功夫，朴学因此盛况空前，著作汗牛充栋，以师承和地区分为许多学派

“吴派”

“皖派”

“浙东派”

清代早期和乾嘉时期的朴学推崇古文经，晚晴的朴学则复又重今文经，并且从纯学术的研究中解放出来，与议政、改良的现实政治活动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探求“微言大义”的义理学派，这就又与宋儒差不多了。

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

专以学术研究见长的学者是俞樾和孙诒让。

之后有章炳麟和王国维，他们不但注重文献资料，也注重考古资料，特别是王国维，已经走出乾嘉传统，跨入现代学术的殿堂。

儒家是“入世之学”，主要讲的是政治教化，其作用偏重于社会，就个人来说，偏重于人的品格修养；

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讲的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而且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继承和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到汉武帝时代，儒学被推上独尊地位，指导中国社会生活数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脉。

道家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大学说，无论对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还是对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儒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

其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

第三，儒家思想在后世的流传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合乎统治需要的思想武器。

“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家学说。

理学在宋代形成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儒学也不外如是。

孔子从“仁”出发，提出了一套修齐达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仁政”。这些思想，对当今的国家治理不无教益。但是，孔子的思想里也有许多落后和保守的东西，比如他主张恢复周礼，看不起体力劳动，鄙视妇女等。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汉代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糅阴阳五行，道、法诸家学说，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建立起一个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基础。但是从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精神的角度看来，这其中的一些思想显然是充满了荒谬和虚妄。

宗教是倚重比较特殊的文化形态。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

1.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了人类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制约了社会繁荣和历史发展，并且直到现在它的文化形态还继续存在，继续发生作用，因而宗教又是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和民族文化最有价值的社会现象之一，并且也成为了民族文化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2. 由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有违民众期待的过度现象，宗教的某些教义和抚慰形式又可以调节社会心理，形成一定的社会平衡与和谐

从原始宗教产生，道教形成，佛教、伊斯兰教等先后传入，一直没有出现过一种宗教统治全民意识的局面，即没有形成所谓的“国教”，而是诸教并存，多神崇拜，相互吸收，彼此相通

不论何种宗教，来自异国何方，总要带上中国面目、中国特色，于佛教尤其明显。

说明中国文化有一种特别强大的融合能力

从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说

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

多神信仰

三大崇拜

天地崇拜

山川崇拜

地位

历代发展

祭祀

地位

“君”

“师”

“妈祖信仰”

“先贤”

定义

传入

发展

三论宗

三阶宗

天台宗

华严宗

法相宗

律宗

净土宗

密宗

禅宗

宋元以后，佛教各宗相承发展，尤以南禅影响最大。到了清代，统治阶级为了笼络西藏、蒙古等地少数民族的贵族阶层，安定边疆，转而重视喇嘛教，因而喇嘛教在内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定义

发展

派系

活佛转世

思想要义

小乘大乘

反佛原因

反佛人士

融佛进程

灭佛事件

扬弃

1.佛教与中国哲学史。

2.佛教与中国文学。

3.佛教与艺术。

4.佛教与中国语言。

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此寺庙建筑大多建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

1.佛教四大名山

2.佛教四大禅林，或称“天下四大名刹”

3.三大石窟艺术

4.十大坐佛

5.四大卧佛

6.两大木佛

7.两大铜佛

8.一部金版《大藏经》。

9.一处石经山。

10.一枚佛指灵骨。

渊源

创始

信仰

神祗

特点

快速发展

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

兴盛阶段：唐宋时期

宗派

文化影响

名胜古迹

概述

创立

教义

概述

“哈里发”

逊尼派

什叶派

中国

传入：唐代初年

唐宋：阿拉伯商人

元明：形成回族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虽然比不上佛教的影响那么深广，但依然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如前所说，它的传播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成分，促成了回族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融合。

其次是随着阿拉伯人的东来和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文化也进人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都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再次，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传也引人了阿拉伯风格的建筑，以清真寺、塔和穆斯林墓地最为常见。现存伊斯兰胜迹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但建筑时间较早的寺庙，有“四大清真寺”之说，它们是：

中国最大清真寺：喀什艾提尕清真寺

中式风格清真寺：西安化觉寺

其他清真寺

产生：奴隶制压迫的产物

耶稣

早期：被压迫者的宗教

后期：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东西分裂

中世纪：统治和侵略的工具

宗教改革

经典

教义

组织

唐代：传入景教

元代：统称也里可温教

明代：“习儒归汉”

清代：官方禁止

东正教

新教

中国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传统农民以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本，这种经济基础便造成中国人讲究现实利益的文化心态，其宗教信仰也谋求对现实的生产和生存现状有直接的救助，因而中国人崇尚多神信仰，甚至对直接影响其现实生活的生存环境产生执著的崇拜。

印度佛教于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间传入中国。初入中国时，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灵来崇拜，在朝廷和一些王公贵族的家里供奉，民间还没有什么人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突出的发展，表现在：

佛教在隋唐两代，特别是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高潮。这一时期佛教的特点是：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产物。

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这是从道家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因此，与道家思想所讲的“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家思想把“道”作为最高范畴，用以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道”代表宇宙的原始状态及世界的本源。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认为宇宙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和发展的，认为人应体认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则，用以消除物我之间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契合，使人的精神获得绝对自由。

道教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母体。它无所不在，无所不生，无所不化，无所不管，是一个包容一切又生成一切的抽象无比的创世物。同时，道教还认为，“道”清虚自然，无为自化，人们只有清静无为，恬淡寡欲，才能体“道”，认为老子就是“道”的化身。此外，道教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信仰和方术以及历史上的自然宗教因素，而且还夹带着不少迷信成分；它的宗教内容和传道组织包括了道家、神仙术和为人驱鬼治病等几个层次；它以长生成仙为信仰目标，以修身养性为现实利益，是一种既重视眼前利益，又有长远追求的宗教。

藏传佛教分为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其中格鲁派是西藏地区最晚形成的一个教派，也是迄今为止势力最大的一派。

“达赖”和“班禅”是黄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号。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解决法位传承问题，即活佛去世前指定从某一方向寻找一个他去世时降生的男孩为其来世真身。后因同时出生的男孩不止一个，清乾隆时改为“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凡达赖、班禅及大活佛的法位继承人都以此法最后决定。

首先，伊斯兰教的传播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成分，促成了回族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融合。

其次是随着阿拉伯人的东来和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文化也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都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再次，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阿拉伯地处欧亚大陆之间，是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我国的造纸术、炼丹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发明创造，都是由阿拉伯商人带回阿拉伯，然后才传到欧洲的。

基督教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当时叫作景教。

至明代下半叶，基督教重新传入中国，其成绩巨大者当数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他“习儒归汉”的影响下，基督教发展迅速。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很重视教育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突出教师的崇高地位，提倡全社会尊师。

(二)强调读书的神圣地位，引导全社会敬学。

基本特点

基本目的

基本方针

文字释义

我国的古代教育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和农耕等生产活动，原始状态的教育就融在这些生产实践之中，教育内容也只是传授如何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其他生产经验。

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制来耕作”等，反映了我国原始教育的某些情况，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统一，没有一定的组织与形式，也没有特定的教育场所和教育制度。

进人奴隶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文化事业较原始社会大为繁荣，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向奴隶主贵族子弟单独传授礼乐和御射，教育开始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且被奴隶主贵族垄断，形成了奴隶社会的教育。

我国的学校究竟出现于何时？历来的看法并不一致。

文字记载显示，我国在夏代已经有了正式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庠”“序”“学”“校”都是那时学校的名称。

但是，迄今所知有文物佐证的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商代，因为殷墟甲骨文里记载了殷商学校的名称，如“庠”“序”“学”“瞽宗”等。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约

到了周代，随着宗法制度的逐步确立，为巩固宗法制度而建立的学校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善，学校的结构也更为完备。

大体来说，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

国学

商周两代的学校教育，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即古书中所说的“学在官府”。这是因为只有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才能入学受教育。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迅速发生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制度也随之而改变，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一些知识分子聚众讲学，宜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于是私学产生了。

最早的私学创立者是孔子，他的儒学注重诗、书、礼、乐，同时重视言、德、政、文等才能的培养。

与儒学并行的还有墨学。墨学重视实际生产技能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对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的研究。后来，墨学衰微，儒学大行天下。

孔子以后，官学和私学并重，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双轨制。

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官学和私学都有了相当的规模，教育管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

如齐宜王在都城设立的“稷下学宫”，当时就读的文学游说之士达数千人。他们在学宫内议论讲学，发表意见，气氛相当活跃。为了管理和组织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学宫设有“祭酒”等领导人员。荀子当时就曾担任这个学宫的祭酒，他所作的《劝学篇》，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论文。所谓“祭酒”，是古代“食必祭先，酒必敬长”的意思，后用为官名，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

封建制度确立以后，为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国家采取“内法外儒”的文教政策，积极兴办学校，招纳士子们就读。

汉代的学校也分官学和私学两类，而以官学为最发达。

官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太学时兴时废，官学教育有所削弱。

这一阶段教育的变化，是晋武帝于咸宁二年(276年)在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只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官员子弟的学校，这是晋代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北齐时，改国子学为“国子寺”，设博士、助教等训教国子。

南朝的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相当于大学下属的四个科系。

隋唐一统天下，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

隋文帝为了振兴学校教育，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

隋炀帝时又改国子寺为“国子监”。这样，国子监的职能便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

完备体系

严格制度

留学生

如前所说，国子监最初只是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后来在发展演变中与国子学合一，到明代已取代国子学，兼有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性质。到清代又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但其职权已大大缩小，不再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

“左庙右学”

辟雍泮水

彝伦堂

敬一亭

学习六堂

行政四厅

祭酒：最高领导人

司业：常务副校长

监丞、典籍：纪律主任、大学图书馆馆长

博士、助教：大学教授、讲师

入国子监学习的人叫“监生”。明清时代的监生没有唐代那样的出身限制，但因入学资格不同而分为四类：

举监

贡监

荫监

例监

夷生

监生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程朱学派注释的“四书”，及“五经”、《资治通鉴》等，八股文是必修课程。

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明代的国子监实行“会食”和“历事”制度。

会食

历事

待遇

监管

其实，书院有点相当于今天的私立大学，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来的。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最早出现的书院是唐贞观九年(635年)遂宁(今属四川省)人张九宗建立的书院，但它还不是一个讲学授徒的机构，而只是一个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

其后，见于史书记载的书院是唐开元六年(718年)由朝廷设立的“丽正修书院”和开元十三年(725年)设立的“集贤殿书院”。这些书院设在宫中，但也不是用于讲学，而是用于整理和校勘国家藏书。

从私人和国家设立的两种书院来看，它们最初都不具备讲学的功能。

大约到唐代的中晚期，有一些私人建立的书院才开始教授生徒，这就促成了教育书院的诞生。

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

政策导向

元朝建立以后，首先由中央政府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这是一所官办的书院，与南宋书院的性质已截然不同。及至统一江南以后，许多南宋名儒不愿在元朝政府做官，退居山林讲学。元朝政府也不强其所难，反而给予鼓励和支持，因此，元代书院也比较兴盛。但元朝政府把书院的领导权控制在手里，书院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由政府委派，或经政府批准。

明代初年，转而重视官学，提倡科举，书院又一次衰落。

第三个高潮

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怀疑所有书院为群聚党徒之所，曾极力加以抑制。

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准许在各省省会设立一所书院，领导人由政府任命，经费由国家拨给，教育为科举做准备，书院至此已完全成为官办的了。

内容

教材

自学

讲会

书院的组织机构，起初比较简单，官学化以后，日渐复杂。

人员

分斋

学规

现在，全国留存的古代书院还有相当数量，它们都是中国书院文化的历史实物。在宋初的六大书院中，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嵩山嵩阳书院还保存完好。

其中庐山白鹿洞书院由于朱熹精心主洞，在我国教育史上影响巨大。它在南唐时为庐山国学，宋初改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因在长沙岳麓山而得名，朱熹和南宋另一理学家张曾在此讲学，现为湖南大学校址，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

此外，江西省铅山县的“鹅湖书院”、吉安市的“白鹭洲书院”、福建省尤溪县的“南溪书院”等，都保存完好。鹅湖书院因朱熹与陆九渊最早在这里举行辩论而闻名于世，历史上称这次辩论为“鹅湖之会”。南溪书院为朱熹的出生地和少年读书之处，朱熹有一首诗叫《活水亭观书有感二首·其一》，描写的即是此地。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至于江西吉安的白鹭洲书院，其学生中出过一位著名将领——文天祥。

分支主题

许多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说明，他们是在父母兄长的严格管束和教育下，经过刻苦读书而取得成就的。

孟子

皇甫谧

岳飞

夏完淳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人才，有不少是父子两代、祖孙三代或兄弟数人接连取得成就，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情况。这种现象尽管在现在也可以找到一二，但不像古代那么突出，这恐怕跟古代的家庭教育有关。

周公

孔子

汉代

颜之推

朱柏庐

旧时家庭教育的启蒙教材是《三字经》(传为南宋王应麟编，一说明代黎贞编)、《百家姓》(宋代无名氏编)、《千字文》(南朝梁代周兴嗣编)和《幼学琼林》(明代程登吉编)，稍后则是“四书五经”之类。这同学校教育的内容又差不多了。

在办学形式上，可分成三种情况：

(一)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称为“教馆”或“坐馆”；

(二)教师在家设馆教授生徒，称为“家塾”或“私塾”；

(三)地方出钱聘请老师在公用场所设馆教授贫寒子弟，称为“义学”或“义塾”。

这三种塾学，我们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见过。鲁迅先生早年读书的“三味书屋”就属于私塾。

入学塾就读的学生叫作“学童”，年龄多在5岁至13岁之间；

学馆的人数多寡不定，一般在4人至20人之间；

方法

识字

教读

习字

作对

备试

体罚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是

它的基本目的是

归纳起来说，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教人怎样做人，而不是教人怎样去创业，怎样去开拓前进，怎样去改造社会。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夏商时期

(2)周

(3)春秋战国

(4)汉代

(5)魏晋南北朝

(6)隋唐时期

(7)明清时期

古代书院最早出现于初唐时期，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书院教育为当时社会上的平民提供了读书的场所，在官学衰微之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其组织形式对现今的学校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古代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由于古代的学校教育不够发达，教育对象又多半限于官僚贵族子弟，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子女很难入学就读，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大了。

另外，家庭教育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等内容可以为学校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家庭教育强调学诗学礼，以利于社会和用于社会，在塑造人们的民族文化心理、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