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学·常识》读书笔记

概念使得事物具有意义，我们对人、对某种事物有个概念，就是有了理解。概念是对事实的了解中形成的。

尽管牛顿力学改变了我们对运动和静止的定义，虽然引入了万有引力这样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它描绘出来的整体画面仍然和我们理解的常识相匹配。

技术性理解并不能取代常识的理解。海森堡曾言，任何理解最终必须根据自然语言。

人们常说，不是真理证明了自己，而是反对者死绝了。然而，为什么是反对真理的人死光了，而不是支持真理的人死光了？这句话，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一种真理畅行于世了，另一种真理，随着一个时代被遗忘了。

笛卡尔主义者确信，科学决不能把无法理解的事实作为自己的基础，然而牛顿科学却正是用无法理解的万有引力而取得节节胜利！胜利者不仅造就了历史，而且还编写了历史，对于那些已被征服的事物，他们少有仁慈之心。

笛卡尔把自然地本质规定为由长宽厚组成的广袤，他已经从最根本的存在论上把世界的本质规定为必须由数学通达的东西了

伽利略从日常语汇中取用了力、阻力、运动、速度、加速度等等，为它们提供了新的定义

近代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步把光、声、力、化学过程以及其他概念的模糊思想转变为数量关系的历史

在物理学中，正如普朗克所言，物理学家必须测量一切可测量的事物，并且使一切不可测量的事物变成可以测量的。

除非你通过数学方程来掌握空间弯曲或超弦，否则你就不可能正当地用这些概念来进行思考，你就不可能通过这些概念进行正当的推理

数世界才是实在，现象则是数运的展现，它既在空间中展现也在时间、历史中展现。通过数的观念，世界不再被理解为现象/事物间的感应，而是被理解为实在世界的自行运转以及现象/事物随之运转

本体世界是不可能被直接看到、直接经验到的，我们只能通过推论、论证通达它，通过理智的力量通达它。

数运是事物的高度概括。数运依赖于现象的相似或同构，五行概括了五官、五音、五色。

真正的数学和科学所要求的却不是这种现象上的相似，也不是数的结构和现象的直接对应。洗去了现象象征，数才变成纯粹的数，数学之数。数字不象征什么别的东西，无涉及数以外的东西。

近代物理学从根本上是对自然的数学化认识。

在希腊（以及在中世纪）主宰数学王国的是几何，代数始终处于附庸的地位。几何形态，如三角形、圆、立方体等，是具有质的。而笛卡尔吧质从几何学中消除了。笛卡尔创建了解析几何，通过解析几何的技巧，几何学本身不再依赖于形象，图形知识数学公式的外部表现而已。数学在欧几里得那里脱离了感应，在笛卡尔这里脱离了感性。

自然哲学是定性的，致力于解释现象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定量研究得到的是公式。公式也不是对现象的解释，而是采用一种新的语言重新对现象进行描述。

自然界是按照一个合乎理性的计划设计的。数学成了理性的代名词，在新进的思想家看来，要坚持理性态度，就等于用数学来考虑问题。理性由合情合理转变为数学理性。

哲学家曾希望找到世界的客观的本质结构。然而，即使找到了，我们的表述也会因为语言的显示而受到歪曲。

数学理解，是一种技术性理解，一种通过专业训练培养起来的理解。

古代哲学-科学之寻求真理，实在寻求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这个“理解”蕴含丰富感性的理解，这是数学不能达到的。

数学语言不受自然理解的束缚，能够通达我们由于感性限制所不能了解的真实。如果数学语言充满了意义，那么它将失去它的根本长处，它就不能进行长程的严格推理。

自然哲学较多依赖一般经验与观察，而近代科学更多依赖借助仪器进行的观察和通过实验产生的事实。

所谓的哲学-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要解释各个领域中的基本事实、现象的所以然。哲学-科学理论诉诸我们的既有经验，它所提供的命题是直接可以理解的。

自然哲学依赖于自然概念，依赖于自然理解。自然概念里充满了感性内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大量保存了这些感性内容。

从亚里士多德来看，数学不可能提供原理，因为数学不包含自然意义上的理解。

我们现在所用的科学方法，就人类意识来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这里的必然性，不是数理必然性，而是合理而自然的思考。新物理学虽然对其局部结论提供了实证的论据，但其原理却是神秘的，即是说，是无法理解的。在物理学后来的发展中，对必然性的这一形而上学理解逐渐淡出，代之一实验结果的确定性和数学推理的必然性。

自然理解本来是知的本质维度，现在，知转变成科学知识，能够获得实验数据支持取代了能够自然而然地得到理解。

出自本性的事情是自然、正常的，理性当然只关注自然的东西，关注本性使然的东西。偶然之事不需要解释也无法解释。

黑格尔，理性的最高原则是自由。理性的本质在于理解，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自然的定西，自由的东西。而在牛顿力学中，没有任何一种变动是自然的或自由的。

近代力学消除了各种事物的本性，一切运动和活动都是由外力造成的。如果说在自然哲学中源于本性的活动是必然的，那么现在，被迫的运动和活动反倒被视为必然的。

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的任务是根据宇宙论提供的理由来决定星球的是在运动是什么，天文学家的目标是精密的描述天体的相对运动。事关原理，天文学家不得不求助于自然哲学家。

实证主义不问形而上学原理，只求定律能够得到证明。即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思索它们真正的本性而是去研究它们的作用方式是什么。

操作理论不在乎它是否真实地设计对象，只问其定律是否有效。实证理论认为自己是因真实而有效的。

人们常常会从两个方面考虑理论的意义，一是解释已知的事件，二是预测未来的事件。这里的预测指的是不通过理论原则上无法做出的预言。

理论通过类推或推理达到我们不能直接经验到的事物，同样，理论也能够预测到单凭经验无法预测的事情。

但是，哲学理论完全是解释性的，和预言毫无关系。解释在于使得现象在目的论上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通过对致动因的了解变得可以预测。

现代科学是从假说出发，反过来证明其真理性；而哲学理论是从真理出发，推演出其结论的真理性。

实证化的科学不用形而上学原理来支持自己，而转向用证据来支持自己。事实以及对事实所做的数学处理，取代了经验观念和哲学原理。

量化保证了长程推理的可靠性，长程推理使我们能够掌握原理经验的机制，掌握这一机制使我们能够预测。

科学具有极高的预测能力，说来说去是预测能够量化的东西：纯量的活动，或能够归化为纯量的活动。而我们的经验世界，原则上是无法大规模量化的。

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在于总结规律，发掘机制。而是对经验的反省，尤其是对概念的考察。哲学理论是要让世界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可以预言。

科学发现定律、做出预言的能力是以数学化的方式达到的，也是以数学化为代价达到的。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认为，现代科学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证明了它在一般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更好的理解。

海森堡，任何理解最终必须根据自然语言，因在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确实地接触到实在。

科学是理论，理论的真实性从来就和日常对象的真实性不同。

古代理论比较接近常识的自然，理论对象是否实在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现在科学离开这个自然很远，因此缺乏“实在感”。然而，这种由自然而然之感而来的“实在感”从来不是判定实在的最终标准。

遥远是由论证的数理力量造成的，数学推理可以一环一环达到遥远的结论而不失真，然而，感性却随着距离减弱。除了检查所采用的的数理推理的过程是否正确，用实验结果来验证推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确定它所通达的对象是否实在。

还有两类问题需要哲学来回答：一，科学现在不能回答、甚至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如数是什么。二，有关为什么科学不能回答第一类问题的问题。

通过反省和挖掘常识所包含的道理，借以对现象提供解释，是为【思辨】。以这种方式建构整体性的解释理论，是为思辨理论。

实证理论都是从思辨开始的。但是区别在于：思辨理论虽然同样基于事实，由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洞见推理展开，但是它的证据不够坚实，其证明不够严格，科学则建立在更坚实的证据和更严格的推理之上。

古代哲学包含着两项性质不同的任务：一，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这是今天所称的哲学继承下来的任务；二，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解释理论，这是由科学继承下来的。如今的哲学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的理论，而专注于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

概念反省不增加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但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它使我们更加明白自己是怎样理解世界的，从而加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形而上学原理：力必须通过接触起作用，天体的轨道必然是圆的，自然厌恶真空等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形而上学原理。所谓形而上学原理无非是常识蕴含的基本道理，它们由于能够诉诸我们人人共有的理解而具有普遍性。

科学给我们建造的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与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和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外。

这个世界不再被看做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而是被当作一个具有因果联系的场所，对世界的宰制才成为可能，工具理性的行为因而才兴盛起来。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主义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全面质疑。

海森堡曾言，我们所观测到的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科学就像搭积木一样，很多人一点点推动科学发展进步；哲学不一样，每个大的哲学家似乎都有一个独立的体系，且哲学上的概念也似乎人言人殊。

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的确很不一样，用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理解哲学，这从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马克思·韦伯看来，在前现代社会，也就是祛魅之前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充满意义的整体。这个宇宙必须只在一个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都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

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In the modern age we are witnessing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with the rise of science and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religion.），汉语也可译作“去魅”、“去魔”、“解魅”、“解咒”，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型转型中

远古人类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本书称作“感应思维”或“感应认识”

今天，凡是不用因果机制来解释事物发生的，我们都称之为“迷信”

今人的感应思维与初民的感应思维有很重要的区别

感应与因果

感应与感性

感应与共鸣

神话

启蒙时代，人们觉得自己最聪明，以前的人不免糊涂愚昧。然而到了后启蒙时代，思想家变得比较谨慎，留心不要把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简单地宣判为一种错误，存在必定具有其合理性。这一基本态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系统的阐释。

就算在初民时代，迷信也不可能无处不在，迷信主要存在于那些你拿他没办法的事情上，比如祈雨、疾病等等。不管理性多有能耐，人类生活中总有一片广大的领域是理性解释不通的。比如，灾变、残酷的死亡、不公的世道、好人没好报、坏人一帆风顺等等。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篇说：“人天生求理解”。从人诞生之初，人就是一种求理解的生物，哪怕理解的是错的，也要理解。哪怕是一种粗浅的、错误的或者迷信的东西，总比没有理解的好。

我们不能从我们今天的整体理解出发，轻易把感应认知视作一些零零星星的迷信，感应认知是世界得以获得理解的另一种整体方式。

感应认知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他提供了各种认知原型，这些原型仍然在深层调节我们的认知。日出与生命的兴旺，日落与衰亡，大地和母亲，这些联系是那么自然，简直无法不从这些联系开始理解世界。它们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人类思维形式，它们既是情感又是思想。

感应认知不曾从人心中根除。人们相信星相学、到庙里烧香求签之类，都是只是感应认知残留的皮毛。感应认知以各种更加隐秘的也更加重要的方式参与我们现代人的思考和理解中。

商朝重鬼神，周朝重人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

对于传统的初民来说，善和美都是以自己为标准的。理性的态度带了了反省，在他者的背景下看待自己。从而也带来了“宽容”，各种观念并列杂陈，没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性，能够与不同的观念相处。

理论

理性

先秦的各个学派都不怎么重视对宇宙的整体解释，后来成为中国主导传统的儒学尤其缺少对世界提供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从儒学史的发展来看，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怎样去解释世界反而不是儒学的精彩所在。

一般说的理性态度，注重经验，允许争论、纠错；而一般说到理论，高头讲章，闳大不经，唯我独尊。

然而，希腊人把理性的态度引进了理论探究，以怀疑、讨论、求证来营建理论，产生了以希腊-西方的哲学-科学传统；哲学-科学营建理性的理论，以此来取代神话。

广义的哲学，以理性的态度来反思我们的经验；狭义的哲学，指的就是这种理性的理论或理论的理性。广义上来看，孔孟老庄都是哲学，但是理性的理论形式主要是从希腊起源开始的。

哲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爱智慧，或者是深刻、深层思考、玄乎的思想、无用的思想等等，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哲学；而狭义的哲学，是理论的求真态度，主要来源于希腊，他们以理性态度来建构理论。

近代中国人的大思路是：先尝试表明外面的东西不如我们的东西，如果外面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表现为很好的东西，那么就尝试表明它其实是我们自己早就有的东西：哲学、科学、民主。

哲学和神话都作整体解释，不过神话通过传说和想象来编织这种解释，而哲学则通过经验-事实来编织这种解释。哲学更多从人的经验层次上讲故事而不是从神的层面上讲故事。关于神明和创世，我们没有什么亲身了解，而经验-事实是我们自己周围的事情，它们以何种方式构成统一的整体是可以被质疑、交流、讨论、修正的。

无论是初民还是现在的人，日常生活中都是讲究真实的，在非实用的领域（比如一些大而广泛的事情），求真是一种边缘的需求，普通人不在乎真还是不真。

希腊开始寻求世界的“始基”，水、火之类，尽管中国也有五行学说，但是两者差别很明显，五行学说主要是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而希腊则是作为自然哲学理论。并且西方也从最开始的思辨转向了实证。

创造希腊这一氛围的原因其一是其人文地理环境，多山，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一块一块，多矿产少粮食，长海岸线多港湾，热衷于航海贸易、探险，接受新事物，质疑传统

其二是民主，法庭的出现，法庭制度下和民主制度下的公开辩论。促进演说、辩论技能，“会说”的本领。反观我国，圣贤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闷闷的、孤独的。不过也存在后来的诸子百家的辩论。

希腊化时代/时期

均轮与本轮

罗马人的普遍文化教养程度很高，但是缺乏精神原创，基本都是照搬希腊的精神，将希腊文通俗化为拉丁文。与希腊相比，罗马人的军事、政治、行政、法律才能突出。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

粗略可以把西罗马灭亡（6世纪）到文艺复兴（15世纪）之间的时期，称作欧洲的中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恢复了对理性真理的兴趣，求真的、归根到底也是怀疑的态度重新生长起来。近代科学对古代哲学-科学最主要的继承是对自然理性探索的态度，对理论的理性态度。

科学中一个新的基本命题的接受史，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受一个重要的新见解差不多。一开始，这个新命题集中了既存理论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解释了不曾得到良好解释的一些困惑，然而，它仍然不能和我们的大量既有理解融合。

一个理论与观察资料不符，有些现象不能由这个理论得到解释，这些都远不足证伪这个理论。

由于理论的而整体性，不会出现简单的证伪。如果一个理论能够大规模解释相关相关现象，尤其是同时又能够解释其他理论解释不了的奇异现象，我们就把它接受下来。一个理论若具有整体性与完备性，就不会由于与观察偶有不符而被轻易放弃。

我们可以说一个整体理论不可能被驳倒，只能是被另一个整体理论取代。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提供了一个例证，它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哥白尼-开普勒日心说取代的。

第一物性

第二物性

科学关心的是事物的第一物性，强调客观真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常识较关心事物的第二物性，强调物与人的关系。

伽利略建立的新体系与亚里士多德旧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新体系是由数学及理性逻辑联系起来的，而不是直接诉诸自然理解的连贯性。在以前，新现象知识碰巧或偶然被人们发现，现在伽利略表明，从已知的现象怎样可以证明‘可能从来没有被观察到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