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 - 上卷》赵冬梅

2021-07-25 16:52:49   14  举报





北京大学宋史研究专家赵冬梅老师以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通俗读物。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一改制度叙事的严肃刻板印象，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的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

拆书稿征集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前言导读

回到初心：人们为什么喜欢历史？

二：

其一，喜欢历史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懂得反思的力量，时常会停下奔忙向前的脚步，回望走过的路。
在明净澄澈的反思中，他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历史机遇与个体命运之间的交织互动。
今天之所以为如是之今天，乃由无数之昨日渐变累积而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接纳，事实就是，历史塑造了现在，并将影响未来。

其二，喜欢历史的人，是看过了世界或者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好奇与融入欲望的人。

【政治制度的作用是结构性的】

所关注的第一大要素是政治制度。与事件、人物相比，制度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

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它规定人的活动范围，影响人的选择，注定其结局。

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

【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

人们习惯了用末代君臣的失德来解释衰亡，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进新朝代。
帝制国家解决上述共性问题的努力，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纠缠互动。

【我所关注的第二大要素是历史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

以历史文化为线索，讲述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故事

【从制度演变看政治得失，说的是国家的故事；从历史文化看民族性格，说的是群体的故事。】

导读历史中国的空间、时间与中国人

地理中国是相对独立、自成一格的；但这绝不是封闭、孤立的，中国是开放的。
就其大体而言，空间中国的成长经历了黄河流域的整合、长城以南的统一，以及长城南北的大统一三个阶段。
考古学上有所谓“六大区系”（六大文化圈）的划分。这些早期的人类文明，原本是各自繁荣、自成一家的。随着中原文化的拓展，它与各地原有文化开始碰撞、融合，空间中国也由此成长壮大。
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撑，给华夏文明以充足的给养。

当我们把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结合起来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帝国的经济重心虽已南移，政治中心却仍在北方。隋唐的都城在今天的西安，北宋的都城在今天的开封。为什么？因为敌人在北方，帝国的传统根基在北方。
元明清三代，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明代要抵御蒙古，元、清要靠近统治民族的发祥地，首都反而转移到更靠北的北京。

不要轻信隋炀帝开凿运河只是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他其实是一位真正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区的北部极限就是长城，所以，中原王朝要在这里的崇山峻岭上修筑防御工事，保卫农业文明的果实。
历史中国的空间发展史做了简单的梳理：首先是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整合，然后从黄河出发向长江、向大海、向珠江不断拓展，到秦汉时期完成了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统一，最后是长城南北、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区的大统一。

传统中国的时间

所有历史都是有关时间的故事。
历史中的时间，可以是客观存在，可以是主观塑造，还可以是制度规定。
关于时间，我要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第二个是传统中国的计时方式，它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

秦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忽略了它与东方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
司马迁的《史记》所做的，就是这项文化整合工作。
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把汉帝国疆域内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
这种历史记忆的统一将成为汉帝国大一统大厦的文化混凝土。
以上便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的故事，这里所说的“时间”指的是“过去”。

属于政治的计时方式，是皇帝的年号和“颁历授时”

通常情况下，新皇帝即位的当年是不改元的，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启用新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
“不逾年改元”者，若非改朝换代，则难免落人口实。

与年号等政治时间相关联的行为，有颁历授时。“颁”是颁发之意，“授”是授予之意，“历”就是历书，是有关年、月、日、节日、节气等的时间表。
颁历授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上往下，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历书，给时间划分段落，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另一个是从下往上，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谁颁发的日历，用谁的年号，按照谁的时间表来安排生活，庆祝哪个皇帝、皇太后的生日，避讳哪个皇帝的忌日，其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接纳谁的时间，就等于接受谁的统治

中国人——我们都是“混血儿”

10世纪初，契丹人一度成为东亚霸主，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辽，领土扩张到长城以南。1125年，辽为金所灭，共存在了二百一十九年，契丹人究竟到了哪里？答案很明白。他们就在我们的身体里。所有那些曾经活跃一时的民族，如果后来没有西迁或者北归，而是留在中国，最后都融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血液中。
如陈寅恪先生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让唐王朝一度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

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形象地比喻成“滚雪球”

这个大雪球滚了四千年，最早是黄河下游的不同部落之间碰撞融合，汇聚成雪球的核心；然后长江流域的部族加入进来；到秦汉时期，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基本融为一体，汉人出现；东汉至隋四百年，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入华；两宋三百年间，女真、蒙古相继崛起，以战争促融合；清朝满洲的入主、对新疆的开拓、对西南统治的加强，又为雪球增添了新元素。其他民族的加入，在数量上壮大了华夏人口，在文化上则让华夏趋于多元。
华夏民族的“杂交优势”却是长期性的——不需要其他证据，华夏民族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证据。
那么，这个吸收了诸多异质因素的“大雪球”怎样才能保证它仍然是“中国”而非其他呢？尤其是当中国被“异族”统治时，比如，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女真人所建立的金，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满族人所建立的清。
辽、金、元、清四朝，虽然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有深有浅，但国家治理的方式基本上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有国号，有年号；国家机构是中国的，可以远溯周礼，近追唐宋；虽然统治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仍然在延续，弦歌不绝；即便统治者为异族，史官们仍然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为胜朝编修纪传体的正史，以明“天命”之转移、国祚之在我；科举在举行，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士大夫仍然怀抱着修齐治平的理想——“中国”从未中断。

“政治上的中国之道，就像是水田里的稻作经济一样，看起来比朝代或者种族更具根本性。”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这样总结道

上篇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 PART【1】

游戏与规则
制度存在的真实状态

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国家性质）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

两千多年的帝制，朝廷国家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
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
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秦汉实行郡县制，西汉置州，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东汉以降，地方行政遂为州、郡、县三级制

宋人创立的“分权制衡”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控制，而且渗透于宋朝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
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家单独向皇帝汇报，
因此，真正能够全面掌握信息从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宋朝的皇帝很明白这个秘诀，所以再怎么进行制度改革，
“分权制衡”这一条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元、明、清三代，虽然中枢机构的具体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分权制衡”的追求不变
变化，才是制度的真谛。梦想建立一项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啻痴人说梦。

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
限制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

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皇帝的权力与矛盾

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
“因应变化”，出自司马迁对老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老子以“无为”“因应变化”，后世以“有为”“因应变化”，所为者，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帝制时期：改革者往往以想象中的西周制度为依托，托古改制

皇帝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是其他一切制度的背景和边界。皇权笼罩一切，它是其他一切权力体的权力来源，可以赋予、增强、削弱、剥夺其他一切机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具体的皇帝”与“抽象的皇帝”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皇帝制度的最大矛盾。

帝制的宿命

在共和之前，帝制和清王朝曾经有过通过改良继续存在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一次是1905年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
慈禧太后阵营与光绪—康有为组合实力悬殊的对阵，袁世凯的叛变，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凑巧是非汉人统治，而满人在最后关头恰好表现出了最最狭隘的一面。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偶然。
然而，所有偶然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悲伤的必然，这就是皇帝制度的权力特点
他应该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公正无私，高瞻远瞩，有大局观，富有政治智慧，并且要熟悉政府运作的得失利弊。这是最高标准下的理想状态。
把这样一些平庸的、缺乏因应能力的人，放到至高无上的皇位上，朝廷政治难免越来越僵化腐朽。秦始皇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帝”字？因为“帝”本是神的尊称，秦始皇看重的就是“帝”字的神性。

我们比较一下罗马的皇帝，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罗马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虽然在英文里都译作“emperor”，但区别是极大的。举一个小例子，哈德良皇帝在旅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说有事需要跟他请愿。哈德良跟她说没空，这女人说，那么你就不要当皇帝了。闻听此言，哈德良就赶紧停下来听她说了。罗马的皇帝是第一公民。虽是第一，但也是公民

皇帝也有怕的？
最高权力如何交接
皇帝的“岗前实习”

作为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有“三畏”。
皇帝的第一畏是历史。他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皇帝的第二畏是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皇帝的第三畏是天。对于上天降下的灾异，皇帝必须认真对待。“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现实权势，皇帝最大；论观念秩序，“道理最大”。而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的，是官僚士大夫

然而，“儒家经典”“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不严密。
这就是司马光的论述方式，他选取了正反两类例子：一类是不变祖宗之法，天下安乐的；另一类是变了祖宗之法，统治衰亡的。除正反两类例子之外，还引用了儒家经典《尚书》的警句进行加持，最后得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结论。
司马光坚持认为不可变的，是祖宗留下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

最高权力如何交接
从本质上说，皇位继承制度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
先赋原则最简单，也最稳定，大智若愚。事实固然凶残，毕竟属于过去，而解释是关乎未来的。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情有可原。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背离了皇位继承的原则，强调的是李世民的功劳，而不是先赋的继承顺序。

皇帝的“岗前实习”
现代专业历史学的一大进步，是我们终于开始认真地注意到“历史是有过程的”，尊重过程中那些偶然事件对人物、事件和制度的影响。
孔子曾经说过，贤明的君主有三大恐惧：第一是处在尊贵的位子上，就听不到批评的声音；第二是志得意满自我膨胀，变得骄傲起来；第三是明知真理所在，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
政治是一项实操性极强的行当，位置越高，能够调度的资源越多，需要处理的问题也会越复杂。

取天下是推翻别人，坐天下是做好自己。
开国之君怎样才能做到格局宏大？单凭个人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善于向历史学习，了解既往朝代的兴亡教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过于自负的皇帝往往浅陋，而越是浅陋，就越会任性胡为。
从登上帝位到宣示权力，再到树立权威，乃至熟练地运用权力应对纷繁复杂的突发和重大事件，成为一个至少不坏的最高决策者，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从家天下到公天下
帝王的礼制与情感

》》》》》》》按照家国分离的程度不同，帝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结构方式可以分为“东汉式”与“宋式”两种：
在东汉，皇族刘氏与几大外戚家族分享政权。外戚之中有所谓“四大家族”，他们的子弟被称为“四姓小侯”（指东汉明帝外戚樊、郭、阴、马四姓的子弟），享受的基本上是宗室待遇。东汉皇后的“殊宠”与男欢女爱没什么关系，其深层含义是指皇帝对外戚势力的尊崇和依靠。明朝的皇后基本上来自普通人家，很多国丈、国舅都是攀着女儿的裙带才得以加官晋爵，外戚势力等于乌有。
宋朝皇后的家庭出身比明朝高贵得多。一揽子结亲计划，后代的宋朝皇帝基本上是坚持了的。这些武将家族出身的皇后，基本上没有弄权记录。
如果说对外戚勋贵是画地为牢、限制使用，对宗室则是锦衣玉食、集中圈养。“
同东汉式的权力结构相比，宋式权力结构是皇权独大的；或者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宋朝国家政权的发育水平比唐代以前有了极大提高，皇帝的家事与朝廷国家的国事有了进一步、更为明确的区分，宋朝的皇帝更多的是作为江山社稷的代表在行使治权。“私”的色彩淡化，“公”的意味转浓。

帝王的礼制与情感
作为朝廷国家代表的“抽象的皇帝”，与作为其个人或者家族代表的“具体的皇帝”，始终是一对矛盾。礼制——礼法制度表达前者，高标准严要求，与后者的情感私欲缠斗不休。娶妻如此，奉母亦然。

在帝制时期，庶子即位并不罕见，许多朝代都曾面临“今上生母”的尊崇问题。各个朝代的选择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选择“今上生母”自动升格为皇太后的，包括汉、唐、明、清。众所周知，清朝自孝庄始，至慈禧终，先帝驾崩之后，“今上生母”不仅升格为皇太后，而且是摄政主力
第二种，庶子即位，“今上生母”并不自动升格为皇太后，这是宋朝的做法
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选择。庶子即位，今上生母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的，可以称之为“现实权势主导型”；皇太后的名号只能属于先帝皇后，今上生母不能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的，可以称之为“礼法秩序主导型”
现实权势主导，等于变相鼓励后妃与亲生儿子结成联盟，争夺皇位，因为这对母亲和儿子都有好处。母亲与儿子捆绑、联动，结成命运共同体，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皇帝反而成了外人。这样的结构其实并不安全。
相比之下，礼法秩序主导型才是更安全的选择：皇帝再爱自己的生母，也只能尊父亲的妻子为皇太后。

2021 June Nida

上篇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 PART【2】

至卑贱者至跋扈
皇权哺育下的相权特点

皇权的另一个附属群体——宦官，全部用阉人服务后宫，始于东汉。
中国文化中的宦官形象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外形怪异”“内心阴狠

曾经对历史做出积极贡献的宦官，当人们谈起他们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们卑贱的宦官身份，比如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史家司马迁、航海家郑和；同时被回避掉的，还有宦官身份带给蔡伦、司马迁与郑和等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屈辱。
两项权力都是明朝政治水平低下、用心黑暗的表现。
第一项是司礼监太监所享有的批红权，大部分的批红都由司礼监太监来执笔
第二项关键权力，是他们掌握着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
宦官本身无权力，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皇帝，
因此，不管宦官的权力看上去有多么大，都只是皇权的“机甲”。同样，打击宦官就等于打击皇权。

只有辽代有以“宰相”为正式官名的宰相，其他朝代的“宰相”都是俗称。
“十八学士”是指十八个文采出众的臣子。他们既与唐太宗谈古论今，又以谋臣身份协助太宗处理政务。其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唐初名相。《新唐书·杜如晦传》载：“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历史上也有“房谋杜断”之说。据说图中两位对弈者就是房、杜二人，他们的杀伐决断通过弈棋也能有所体现。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宰相是皇帝的绝配。帝制的特点是皇帝世袭，官僚选任。
鲜明的变化线索，那就是：皇帝身边的内廷官员（秘书咨询人员）不断成长壮大，生发出新的机构。这个新机构最终会走出内廷，走向外朝，取代旧的宰相机构，成为新的宰相机构

线索：
皇帝身边的内廷官员（秘书咨询人员）不断成长壮大，生发出新的机构。这个新机构最终会走出内廷，走向外朝，取代旧的宰相机构，成为新的宰相机构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宰相是皇帝的绝配。帝制的特点是皇帝世袭，官僚选任。

此消彼长还是共同扩张？

【武帝时期建立内廷的真实原因】

形势发生了变化。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讲究清静无为，政务简单，事儿特别少，皇帝和丞相五天才开一次办公会。而汉武帝雄才大略，积极有为，“朝廷多事”。而直接改造旧制度，牵扯的东西多，压力大，成本高，远不如另起炉灶来得方便。
内廷诸臣，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干，还没有资历限制，想用谁用谁，不触动旧体制，又能解决新问题，何乐而不为。而武帝到了晚年，精力下降，更需要依靠身边的秘书班底。
提高效率，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治，这才是武帝时期建立内廷的真实原因。而这个原因，是我们在引入了细节和过程才能看得到的。

【斗争消长说】的立论前提有两个：第一，它认为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是斗争而非合作；第二，它认为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总和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
第一，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不是相互斗争，而是互相配合，其目的是同舟共济治理国家。
第二，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总和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在皇权与相权之外，还有普通官员的权力。相权对皇权的约束是在不断加强的。是传统积累、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的合力

缺宰相的政府靠什么运转？

中国的皇帝制度存在了2133年，但宰相制度只存在了1601年，帝制最后的532年是没有宰相的帝制。朱元璋耳闻目睹的只有元朝的宰相，他就把元朝问题当作了宰相制度的通病。
没有宰相的帝制为什么能够延续下去呢？第一，制度本身有惯性，要改变制度，必须有大见识、大力气，而明朝的继统之君既没这个见识，也没这个能力。第二，没有宰相的帝制对集体缺乏安全感的皇帝来说，是愉快的。因为它便于皇帝的集权

废除宰相之后的明朝国家机构呈现出扁平化现象。

废除宰相之后的明朝国家机构呈现出扁平化现象。充分开发、利用皇帝周边的附属群体，就是内阁和宦官。
内阁大学士是官僚群体的代表，官僚群体好歹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有政治追求的。宦官则是纯粹的皇帝家奴，它完全依附于皇权，也正因如此，皇帝才最信任宦官。皇帝可以不见群臣，政府的职位空缺了可以不补，但是明朝政府仍然存在并运作着。靠什么？靠制度，靠惯性，靠高压，靠特务

御前会议解决啥问题

帝制国家权力中枢的核心是皇帝，最高端的会议当然是御前会议。
帝制两千年，总的来说御前会议是越来越频繁的，皇帝也是越来越忙了。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在不断地向中央、向皇帝集中，二是国家事务的增多。

【劳模皇帝宋太宗的日程表】

宋朝的第一位劳模皇帝宋太宗的日程表是这样的：凌晨三点到五点起床，六点左右，他已经穿戴整齐，到达前殿，接受朝见——这种朝见重在仪式，目的是展示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七点钟，太宗开始在前殿接见宰相等大臣，举行办公会，商讨政务，一直到九点，然后回宫吃早饭。饭后，换上稍微舒服一点的衣服，进入相对来说更随意一点的后殿继续处理政务，一直到中午十一点。下午的时间，宋太宗用来读文件（处理时政信息）和看书（进行理论学习），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深夜。
这种“鸡鸣而起，听天下之政”的勤奋状态，宋太宗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还有很多皇帝并不出席的办公会和政策讨论会

信息渠道常常会出问题。
一般我们能想到的，是下面的人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隐瞒信息，隐藏真相，蒙蔽上峰；
而想不到的是，上面的人有时候也未必想知道真相。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而对信息的理解判断则决定决策的走向。
所以，有宰相的制度性参与，必要时引入更多的脑力资源，集思广益，对中枢决策来说十分必要。

“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争状态”？官僚队伍必须能够独立思考，所以必然有不同的意见存在。

朝堂上的一股清流

“台”是御史台，“谏”是谏院，御史台的官和谏官合起来叫作“台谏官”

被认为是皇帝与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而台谏官群体的崛起，则是帝制国家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成就。
它让帝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纠错机制。宰相位高权重，得以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真理和正义；谏官地位卑微，通过批判性的言论维护真理和正义。
台谏官的权力从哪里来？来自职务规定，来自包容的政治传统，来自君臣上下接纳、鼓励、批评的良好政治风气。

【魏徵对唐太宗说，请你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

明朝的政治文化出产的就是忠臣，将生命献祭给无所顾忌的皇权；而宋朝出产的则是良臣，他们的聪明智慧、直言极谏，会让国家机器运行得更好。
宋朝赋予了台谏官一些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台谏官提交的书面批评报告，是密封直达皇帝。二是“风闻言事”。用“臣风闻”打头，而不必透露信息来源。
在制度和文化保护下的宋朝台谏官，到了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时代，终于成长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势力，所以欧阳修才能对范仲淹说出“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的话来。

如何防止台谏官膨胀呢？宋朝有精心的制度设计。第一，台谏官级别低，人数不多，独立于政府之外，直属皇帝。第二，台谏官是由高级官员推荐，然后由皇帝亲自选定；皇帝代表着国家，是帝制政治体制当中公正无私的天然存在。第三，台谏官的人选要避开所有大臣的亲戚。第四，台谏官任职期间，不得与大臣们交往，这叫“谒禁”。

台谏官成了宰相的人，宋朝的台谏制度自此崩坏。急功近利的皇帝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合力，阉割了宋朝政治中最伟大的成就——台谏纠错机制。

君臣关系也有软肋

在帝制时期，信任恰恰是君臣关系的软肋。
当宰相的若都希望别人对自己感恩戴德，那么谁来承担怨恨呢？范仲淹这才明白，王曾是隐藏了自己的推荐，把被荐者的感戴之情归于皇帝，这就叫“存形迹”。
魏徵不服这一套，他认为存形迹、避嫌疑，就表明君臣都有私心，顾的是自己。

中国皇帝的疑心病和帝制建立的方式，以及改朝换代的模式紧密相关。秦始皇建立帝业靠的是武力征服。后世的朝代更替基本上还是靠武力，“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而英国人的做法则截然不同。读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新教徒控制的议会推翻并赶跑了詹姆士二世，竟然会请他的大女婿尼德兰执政威廉来当英国国王，因为英国人相信并尊重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所以虽然推翻了国王，但还是得请跟国王有相同血统的人来当国王。当然，新来的国王既然是议会请回来的，他就必须好好地跟议会合作，承认国家的主权在议会而不在国王，英国从此进入君主立宪制。就这样，通过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陈胜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一个新时代。信任就成了帝制时期臣子的最大软肋。

中国皇帝的疑心病和帝制建立的方式，以及改朝换代的模式紧密相关

上篇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 PART【3】

封建与郡县的是是非非

古人所说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这是西周所开创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

“封邦建国”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西周”，这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开创封建制度的周公更是孔子的偶像；

第二，“贵族政治”，权力世袭；

第三，“地方分权”，诸侯是封国的主人，周天子不干预封国事务

为“郡县制”总结出三个关键词来：

第一，“秦朝”，郡县制是和短命而亡的暴秦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官僚政治”，官僚的权力不能世袭；

第三，“中央集权”。

就政治实践而言，帝制两千年，封建制基本上是全面溃退。但是在理论上，有关郡县与封建哪一个更好的讨论却是两千年不停歇。

在封建制下，同姓为诸侯，镇守各地，可以实现对中央的拱卫，这叫“宗子维城”。
郡县制的倾向是中央集权，集权会导致地方听话，但是空虚无力。
封建制的倾向是地方分权，高度自治，这样的地方是有力量的，但也可能走向割据。

当郡县制与封建制是一道二选一的题目时，所有皇帝当然都选郡县制。

央地关系的错喻

秦实行的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两汉魏晋南北朝，间有变通，终成割据；隋唐重建中央集权；唐后期藩镇林立，割据再起，北宋统一之后，建设精致的中央集权制度，彻底消除分裂隐患；元明清顺着宋朝所开辟的路径继续向前，中央控制不断加强，臻于顶峰。

把地方简单抽象成一个追求自由，进而具有潜在分裂倾向的主体，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多数时候、多数地方并不符合这一想象。地方合在一起构成国家，但国家并不是简单的地方集合，帝制国家自有其组织伦理

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矛盾，在很多时候，这个矛盾不是中央要集权、地方要分权的问题，而是利益不统一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通病，善于捕捉特殊的历史现象，却不善于从特殊中抽象一般，缺乏从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问题的能力。

宋以前政府层级的演变，不论两级制还是三级制，各级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都是一揽子管，所以，政区一旦过大，就有形成割据的可能。

中央巡视制度的兴与衰

在地方政府之外，由中央派出、以搜集地方政情民意、端肃官场风气为目的的活动，都可以称为“中央巡视”。

特点是：

第一，巡视使不是地方官，对地方事务不负管理责任，因此也就没有利益纠葛；理论上，他们应当超然独立于地方政治之外。

第二，巡视使的责任是对地方官员的施政情况（而非地方事务本身）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弹劾；
他们不是管事儿的，而是管人的，通过对人的监督达到让事情办好的目的。

第三，巡视使通常具有“以卑临尊”的特点，自身品秩卑微，但是权力巨大，因为他们是“代天子巡狩”，代表着皇帝和中央的权威。

金元以后，官僚集团集体奴化，能够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就能匍匐在皇帝的代表脚下

如何解决边疆问题

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所以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
帝制中国的边疆有两种：

一种存在于与异族政权接壤的领土边缘地带，帝制中国与异族政权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现代国家边界的分界线；
还有一种可能在领土边缘，也可能在领土内部的空洞地带。

第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
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河北的胡化是和边防军队的民族构成直接相关的。藩镇军队由胡人领导，异族军人产生了取唐朝而代之的野心；
第二种北宋模式很安全，但对国家财政能力挑战极大，而宋朝政府的财政能力虽然叫苦不迭，也撑住了。北宋模式安全的前提是不要打仗，一旦打仗将无以为继。最终女真人打来，北宋模式宣告破产。

盗贼之患与解决

上级集权下的地方狼狈
首都及其附近地区无疑是核心区，这里是政治文化中心，人口密集，消耗巨大。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许多政治家会主张节流，通过减少中央财政支出，缓解财政压力
所以，中央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对地方的搜刮力度不断加大。名义上，国家财政仍然是全国一盘棋，但是中央财政却失去了融通均济的能力和功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变成了单向的地方竭力供应中央。

盗贼之患与解决
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有两种：一种在上层，是蔡京、高俅的贪赃枉法、任意胡为；一种在下层，包括宋江这样不守规矩的吏，还有镇关西这样恃强凌弱的恶霸。 “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与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重合，国家权力难以进如。
新式的治安巡逻机构，叫作“巡检”。乱世反而会出现新的治理思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乱世的特点就是秩序崩解、百无禁忌。因此，乱世也是探索新方法的好时机。

选官与用官的那些事儿

官僚的贵族化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结束的？
作为群体的官僚一旦拥有权力，便忍不住为个人及其家族谋福利，官僚群体的利益可能会走向朝廷国家利益的反面。

上篇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 PART【4】

当官儿的观念与实践

优秀知识分子对做官态度：

第一，“求官作”是可耻的；第二，靠做官谋私利，“升官以图发财”，是不对的；
第三，做官应当与更崇高的追求相关联，比如“贯澈主张”，服务国家。
今人叫“做官”，古人叫“出仕”。

蒋廷黻的“做官说”可以上溯至儒家的“出仕观”。

【冯道】

五代时期有个宰相叫冯道，历仕四朝，侍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北宋史家欧阳修对他无情讽刺，不惜断章取义，改动史实，夸大其词，就是要把冯道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直到今天，仍有说法诟病冯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的人”。何谓没有节操？就因冯道没有把忠诚跟某个朝代、某个皇帝绑定？欧阳修这样做可以理解，因为欧阳修的时代需要重建对一姓王朝的忠诚。
现代人再这么想、这么说，未免滑稽。冯道的节操就是忠诚于自己的良知。冯道为官清廉，忠于职守，爱护百姓，努力提拔后进人才。出使契丹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没人愿意去，为了国家，冯道去了。冯道有一首诗，文字浅显，道理高尚：“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意思是说，不管乱世还是治世，天地之间始终都是有道理在的，就像是车在路上走，船在水里行。只要一个人心里干净，即使在虎狼丛中，也能保持人的尊严。冯道说的虎狼丛，指的是野蛮落后的统治，比如契丹。

乱世之中的冯道心中有道德，方寸未乱，灵台清明，直道而行，尽力而为，绝对值得赞美，是一种更高级的做官典范。

【李斯】

李斯的上升方式具有鲜明的战国特色，可以简单归纳如下：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投奔名师，学得一身本领；然后东奔西走寻找明主，以主张获得青睐，以忠诚建立信任，以能力获得升迁。这是战国时期多国竞争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汉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上级对下级的人才推荐制度，在选人标准上最重视儒家所推崇的“德”。
当然，也并不忽略秦代以来就强调的“能力”和对法律条文的熟悉，这就是察举制

到了宋朝，中国社会再度进入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科举制成为当官的最主流途径。科举最实质性的创新点还不是通过考试当官，而是“自由投考”，几乎任何一个男性，只要他肯读书，就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改变命运。

小圈子政治的人才困境

政权由若干家族构成的小圈子把持。士族和庶族之间界限森严，不通婚，不交往。
在官僚选任方面，门阀制度的特点就是家族门第决定个人前途，高门士族单凭门第就能飞黄腾达。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个人的营私行为，而是国家选任制度的明确规定。
玄风扫荡之下，衡量人物的标准发生了强烈变形，精明强干会办事、不怕麻烦、有责任感、遵守规矩礼法带上了负面色彩，不懂、不会、不知道、不守规矩，反而成了高级范儿。跟个别人的放荡相比，标准的异化才是最可怕的，它意味着底线的撤退，是非的倒置。

在这个过程中，士族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他们不重视军事，鄙薄武将和军人。

高门士族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格局不够大，而他们本来是注定要领导国家的

因为种群规模太小，基因单调，自我封闭，缺乏竞争，衡量人才的标准失衡，重玄谈不重实干，又享特权，默认每个男孩生下来注定要飞黄腾达，谁会努力？

唐后期的升迁高速路

第一，在帝制中国，皇帝、官僚和老百姓构成一个朝廷国家，古人说的“江山社稷”就是这个朝廷国家。第二，朝廷国家具体体现为一家一姓的统治，因此，皇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第三，官僚集团的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不尽一致。

官僚集团的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不尽一致

唐朝 -“挂职锻炼，加速升迁”,加速器。

“挂职锻炼，加速升迁”，既出得去，又回得来，实现了人才在新旧体系之间的流动，满足了国防、财政等新兴部门对人才的渴求，同时，又将新体系下人才的迁转纳入整个官僚体制运行轨道中，保证了国家用人制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制度虽好，但是很快就被高级官员玩坏了。一条高官为自家子弟所开辟的“升迁高速路”。
让高级官员集团垄断了中央职位，断绝了新体系中下层官员回到旧体系的希望
当唐中央走向灭亡，那些为家族利益算计得无比清楚的高官集团也随之失去了权势。取代他们的，正是那些追随藩镇的地方官。

科举时代的中华梦

科举时代的中华梦
【可以通过某种公开、稳定、制度化的通道实现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

作为新型选官制度的科举始于唐朝，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时代。因为从宋朝开始，科举才有了影响、塑造甚至定义时代的意义。
首先，不论家世背景、标榜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变成了帝国选拔官员的主流途径
其次，科举开辟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个人通过读书应举获取功名，提升家族地位
再次，高度开放的科举就像如今的高考一样，具有全民色彩
最后，科举还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择偶。科举时代选女婿，最看重的是科举成功。有权有势的人家从刚刚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当中选女婿，这叫“榜下择婿”。

“科举至少造就了一个无论从个人德行还是从文化素质上都相对优秀的管理阶层，
个人不是通过他的血统、财富或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他的文史才能获得首次升迁”

开放式政府的3大难题

开放式政府的三大难题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帝制时期两种不同取向的人才选拔模式。一种是在士族门阀制度下，门第至上，家族决定个人；一种是在科举制度下，不论出身，考场能力至上，个人决定家族。
相比之下，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是“开放式政府”。
换个角度来理解这种新鲜血液，其实就是“陌生人”。“君子不欺暗室”，只有至诚君子才能做到表里如一。对一般人在陌生环境中的道德水平，不能期望过高。
“开放式政府”“陌生人官场”，催生了许多新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考试内容带来的——你考什么，我学什么。
第三大问题，是由“开放式政府”带来的。科举打破了小圈子对官僚职位的垄断，向更广大的人群敞开了做官的机会。以开放的心胸广泛吸纳人才是科举时代的本质追求。除了自由报名政策，科举时代还对偏远地区、教育落后的边疆地区实行录取名额的优惠政策，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向心力。但是，科举的录取规模一旦放开，是不能回缩的。因此，“开放式政府”必然会产生人才供过于求的问题

选任集权的利与弊

选任集权的利与弊
隋之后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央基本独占了地方各级官员的任免权，选任集权在场
中央集权只是帝制国家的外在目标或者说治理手段，中央控制（防止分裂，保持统一）和地方的有效治理才是帝制国家的内在目标或者说永恒追求。这样一来，在讨论选任集权的问题上，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有实际意义的观察角度——中央控制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
那就是隋王朝的性格当中具有强烈的制度建设倾向。这个短命的王朝创造了那么多的制度，比如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省六部制、官吏分途制，以及地方佐官中央任免制。这种创造力简直可以媲美秦朝——同样短命，同样活力四射。

如何对待功臣？

中国人关注“兴亡之际”的历史，主要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人物和事迹，
极少深入观察那些隐藏在表面事迹之下具有共性的东西，从中思考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原则。
新政权所能给予的大概有这四样：
第一，物质奖励，比如金钱、绢帛、土地的赐予；第二，各种荣誉称号，这在古人看来非常重要，“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荣誉关系教化，具有振作社会风气的功能；第三，特权，比如减免刑罚的特权、占有土地的特权；第四，官职，即允许立功者把功劳“折合”成职位，进入政府服务。
上述利器中，官职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官职之中可以隐含物质、荣誉和特权，名实兼备。

历史上，三种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魏式方案”，第二种是“隋式方案”，第三种是“宋式方案”。三种解决方案分别来自北魏、隋和北宋，代表了三种思路，这三种思路在其他朝代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隋式方案”的核心是给功臣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但是不允许他们任实职，掌实权。

上篇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 PART【5】

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

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
在传统京剧舞台上，演员上下场的门上各写着两个字，上场门上写“出将”，下场门上写“入相”。
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文武分途，文官和武官各有各的品位和职位体系，文武之间泾渭分明，各自流淌，不相掺杂。
“上卿”“相国”这一类的头衔，并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是高级文职，相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用来显示任职者的地位和权势”，“往往是君主对有功之臣或亲信贵戚的一种酬谢，任何高官都有可能担任其职”。
范仲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下，他如果被换成武官，就几乎不可能再往上走，最终只能做到副宰相。在实际中，范仲淹可以统兵，但他只能是“羽扇纶巾”的儒将，永远不会戴上武将的帽子。“出将入相”的佳话到此宣告终结。

从“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从华夏国家的政权发育角度来看，是一个进步，但它带来了武人群体地位的下降，从而导致华夏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弱化。

危险的兵权该怎么管？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力量，必须重视，这是《孙子兵法》对“兵国关系”开宗明义地简单概括。在简单概括之后，《孙子兵法》随即转向了围绕军事力量建设的技术探讨。此兵家谈兵，其核心关注是“术”而非“道”。严格说来，“兵国关系”是政治家的课题。
《通典》（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的写作与杜佑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它既体现了一位优秀史家的广阔视野和理性态度，又体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迎难而上的雄浑气魄和担当精神。杜佑对“兵国关系”的分析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从大的原则上讲，杜佑延续了《孙子兵法》的说法，承认“兵”之于“国”的重要性。理想状态，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就已经被打破。首先，边境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依靠皇帝诏令生成和解散的临时关系，而是长期统属，边防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变成了职业化的常备军。其次，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玄宗天宝年间，十个节度使的兵力总和为四十九万。安史之乱爆发，藩镇走向了唐中央的反面，演变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在杜佑的时代，首要的政治课题就是调整“兵国关系”，重建唐中央对兵权的有效控制。这套兵权分割机制由禁军更戍、边防军的“双层不黏合结构”及中央的兵权分掌三部分组成。但是，这只是管控的有效，是防止威胁皇权、威胁中央控制的有效，却不是军事力量管理组织建设的有效。

《通典》（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的写作与杜佑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

刺青后是否有回头路？

从个人职业生涯的角度看，募兵就是职业兵，一日为兵，终身是兵。募兵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靠当兵为生，养活自己和妻子、儿女。刺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刺青为记，是五代乱世的发明，宋朝继续沿用，招兵就叫作“招刺”。募兵在面部显著位置进行无法修复的破坏，这就等于是弃绝了平民社会的正常生活。
就传统观念而言，募兵这种脸上刺着字的兵，从一开始出现便具有隔离、矮化的意味
天恩普照，利益均沾，人人都有机会，机会主要靠排队。靠这样的官僚制度培养、提拔起来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换个角度，如果不追问战斗力，而是追问这支军队对皇帝的忠诚，那么答案绝对是肯定的。这就是宋朝对武力和兵权的态度。

宋朝的募兵制不仅仅是一种兵员补充制度，还被赋予了政治任务。每逢荒年饥岁，收成不好的时候，朝廷就要征兵，把身强力壮的男子招刺为兵，由国家财政养起来，剩下的老弱病残，再折腾也不会威胁到朝廷的稳定了。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管用。宋朝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反政府行为，统治基本稳定。

进退两难的狄青

狄青

欧阳修说的这件莫大之隐患，究竟指什么？欧阳修的弹劾对象，这桩隐患的核心危险，是当时的枢密使狄青，宋朝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狄青深受军人爱戴。他是行伍出身，是脸上有字的士兵。因为他脸上有字，所以那些同样脸上有字的士兵会爱戴他，以他为荣。
狄青在陈州“疽发髭，卒”，胡子里长了一个疮，病死了。在中国史书上，凡是“疽发”而死的，不是抑郁就是投毒。

狄青之死，欧阳修、韩琦都逃不了间接的责任。

但是，这两个人若扪心自问，一定不会有丝毫歉意。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当时社会观念中最正确的事情——防范武人

官吏分途的等级差别

“官”与“吏”之间有一道“石头天花板”，界限清晰可见，鸿沟不可逾越，上升或者下降的通道基本不存在。
区分就是“有官品”和“无官品”，“流内”和“流外”。
“官与吏在同一官僚机构并存共生，有着上下级关系，但同时又是互为隔绝的群体，
从录用、流动、晋升到监察、俸禄诸多方面，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

区分就是“有官品”和“无官品”，“流内”和“流外”。

“铨法”就是有关人事任免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繁多，法令条文复杂，可是官员调动频繁，“居职者类以不久迁去”，而吏却长期服务于同一单位，因此，官虽然地位高于吏，但在相关信息的掌握上却远不如吏。 “黑锅推转机制”——皇帝把“锅”推给臣下，官僚把“锅”推给吏——皇帝是好的，都是奸臣惹的祸；官员还是不错的，都是污吏惹的祸。

吏的存在价值不止于“背锅”。官吏分途与选任的中央集权在隋朝同时出现，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选任集权的一种补充。官的存在与活动，可以“确保‘政令自中央出’，一呼百应，维护了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权威”，吏的存在与活动则“为地方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空间”。

被歧视与被矮化者

贯穿帝制时期最大的隔离：宦官与普通官员之间的隔离。屈辱始终伴随着宦官群体。
文官与武选官之间、武选官与职业军官之间都存在着隔离带，下面一层的人纵然历尽艰辛爬了上来，他卑微的出身也会像青蛙在蝌蚪时代的尾巴一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挡住他的去路，让他颜面尽失。文官—武选官—职业军官的三途分立给宋朝国家的军事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最糟糕的是，它造成了军事人才的畸形培养模式。

北宋中期以后，文官包打天下，甚至边防大帅也是由文士来担任的。从军事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个历史的误会。开创这种模式的文臣的确能干，文武双全，范仲淹、韩琦是最杰出的代表，得到了军人的敬重和敌人的畏惧，为什么能打赢呢？韩、范的胆识、能力固然高人一筹，之前的试错过程也是不容忽略的——宋朝军队屡败屡战，好歹也练出来了。
因此，韩、范的成功是真实的，但是把韩、范的成功上升为统兵制度，用文士为边防大帅，以文统武，则实在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因循之制，是朝廷的懒政。

在文官之下参与统兵的，是武选官。宋朝有一项从唐朝继承而来并且发扬光大的伟大制度发明——武举，就是通过军事理论和武艺的双重考察，来选拔未来的统兵官。武举出身的人做的是武选官，武选官虽然被文官瞧不起，但他们脸上好歹是干净的，是正经的官员，不是军人，所以这帮人骨子里极不屑于与军人为伍。隔离的本质就是制造不平等，生产卑贱，生产歧视。文化基础是不承认平等与缺乏尊重，造成与实际事务无关的等级差异，创造、强化了人际矛盾。

结语陛下与谁“共天下”？

东、西方帝国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辨析一下东、西方“帝国”的概念。上文中我一直在说“帝制中国”，偶尔也用到“帝国”这个词，但是我所说的“帝国”与西方的“帝国”（empire）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从汉代起，帝制中国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彻底转化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一是皇帝制度；第二是官僚政治，皇帝世袭而官无封建；第三是以集权于中央和皇帝为最高追求的各项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

雇主伙计到合伙共利：

帝制中国的推进方式是朝代更替。
“朝代”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时间性的，而非地域性和民族性的。
帝制中国体现为不同的朝代，不同朝代的地理疆域、人口构成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会符合以下三项制度特征：
第一是皇帝制度；第二是官僚政治，皇帝世袭而官无封建；第三是以集权于中央和皇帝为最高追求的各项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
这种共治，我称之为“雇主—伙计型共治”
宋朝出现了第二种“共治”形态，我称之为“同道共治”。

“‘共治’的重心从被命执行发展到参政议政。”文官队伍的“价值追求”“崇奉的理念”，
“也较此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尊王’的同时，他们亦以天下自任”。
同道共治”破产之后，还有一种“合伙同利型共治”，这是第三种共治类型。

雇主—伙计型”“同道型”“合伙同利型”三种共治模式，帝制中国曾出现过最好的，最终沦落成了最坏的。

滕子京谪守背后的反思

滕宗谅和范仲淹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典型性，他们用道德、功劳来取代规则
规则构建秩序，而秩序给大多数人以安全，让社会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