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 - 下卷》 赵冬梅

历史的影响积淀成为文化，文化影响群体的选择，最终决定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塑造现在，并影响未来。

儒家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孟子·公孙丑上》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能杀一个无辜的人、做一件不义的事

中国历史的这种推进方式，从积极意义上说，让华夏民族具有一种永不服输、力争上游的性格，人们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信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消极意义上说，它也让我们在骨子里崇尚势利。
而且中国很早就发展出极强的文书行政能力，统一的文字可以相对精确地把中央的指令、精神传达到各个地方，从而建立高度的文化认同

而且中国很早就发展出极强的文书行政能力，统一的文字可以相对精确地把中央的指令、精神传达到各个地方，从而建立高度的文化认同

法家为统一贡献了法令制度和文书行政系统，儒家对统一的主要贡献则是教化观念。
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颇具影响的飞跃，对后世汉字的规范化有着重要作用。

法家为统一贡献了法令制度和文书行政系统，儒家对统一的主要贡献则是教化观念。

天人感应的纠错功能
有赖于两个思想基础：第一是“天人感应”，第二是“天命论”

基于以上思考，宋朝士大夫发展出一种不同于汉儒的新的“灾异论”：
第一，他们反对柳宗元抛弃天命的激进说法，坚持天与人之间存在感应关系，而灾异是上天对人间统治的警告信号。
第二，他们反对汉儒那种对灾异信息进行过度解读的做法，否定“事应说”，主张“君子之畏天”。
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宋朝人成功地解决了董仲舒一直绕不出去的“禹水汤旱”难题。
彦博成功地将“灾”与“患”分解为两部分：“用‘灾’来指自然灾害，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的；用‘患’来指天灾作用于人类社会引起的后果，圣王在上，人事修举，‘备之有素’，粮食充足，老百姓心气旺盛，整个社会才能呈现出向上的势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纵然有天灾，又能怎么样呢？‘灾’‘患’分离，不仅解决了‘禹水汤旱’这样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把灾异论从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造升华成了国家建设的思想武器

把灾异论从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造升华成了国家建设的思想武器

观念隔膜下的古今代沟

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世界中，最具笼罩性与贯穿性的，不外乎以下数端，一曰“天人之际”，二曰“孝”，三曰“忠”，四曰“真实观”。

误解：
《二十四孝》的故事，最缺乏的就是对生命起码的尊重，别说今天看起来荒唐之极，就是用传统儒家的孝道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可理喻的
儒家所讲的“孝”，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孝不是单向的，孝要求互动，要有唱有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在要求“子孝”的同时也要求“父慈”。
第二，根据儒家伦理，“孝”绝不是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子对父，还负有批评劝导的责任。
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不是单向的情感，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儒家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
法律当中：第一，恩荫制度，第二，封赠制度，第三，近地荣亲，第四，解官侍养，第五，三年之丧
在传统中国，孝从来都不只是私人德行，而是关系到伦理秩序、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原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伦理剧烈冲突的时代，冲突就意味着进步的可能。但是，冲突本身并不直接导向进步，导向进步的是冲突之后的反思。

朱熹说：“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愚忠是个死胡同
明朝有个叫沈炼的锦衣卫，七品小官。他喜欢喝一口，“少饮辄醉”，醉了之后会用筷子敲着碗沿打拍子吟诵《出师表》《赤壁赋》，吟罢几声长啸，以抒胸中郁气。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炼越职上书，弹劾权臣严嵩，被贬到西北戍边，又调查、揭发当地驻军劫杀平民谎报军功之事。最终，严嵩父子与边防将领合谋，捏造罪名，对沈炼处以极刑。
沈炼所理解、信奉并且用生命践行的绝对的“忠君”观念。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义换忠诚，这就是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说。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不仅存在于政治实践当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历史书写当中。
它追求有道德的“用”，并不追求客观、全面的“真实”。

面对同一个问题，法家的办法是不择手段、直奔结果；道家的做法是由他去，顺其自然；而儒家的做法是摆正位置，理顺关系，以便让关系在未来的运作中自然产生正面的结果

摆正位置、理顺关系，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而“正名”的基础是孟子所说的“仁义
这种迂阔的儒者，在现实政治当中其实很难存活。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在野”状态，没有纠缠到现实政治中去，不承担实际工作，只在思考中构筑理想的政治宏图。帝制的制度框架，包括抽象原则和具体制度，基本上是由法家搭建起来的。即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帝国的政治治理原则仍然是“霸王道杂之”的。

一流的办事能力，日益精进的儒学修养，给了宋朝儒者足够的底气

直接体认真理，明辨是非，然后投身现实政治

对照

“帝道”“王道”都没能进入秦孝公的心田，因为太迂远了。
跟儒家相比，战国时期的法家实在是太成功了，几乎无往而不利。以君主之目标为目标，富国强兵，谋求霸业。

这四种知识就是【法度、农学、兵学和纵横术】

【法家三宝——法、术、势】

儒家进入帝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

世事与学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学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独立于现实的思考，超越世俗权势，追求和谐美好的新秩序。
法家的世界权势至上，弱肉强食、急功近利、刑罚严苛。儒者迂阔，志存高远，理想宏大，却涉世未深。选择拒绝的，停留在现实之外保存了自身的高洁；态度迟疑的，身体在现实中出现，心灵却漠然不动

学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独立于现实的思考，超越世俗权势，追求和谐美好的新秩序

所言皆是；然而，也正是这样一批人开启了以儒家学说改造中国政治思想的先河。“驭下以深刻为明”，“决狱以惨酷为忠”，汉代的政治伦理是简单粗暴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妥协是不可能“进入”的，而只有“进入”才有改变的可能。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法家认为，仁义是没用的东西，只能害自己，不能改造别人。而兒宽的做法则昭示了“仁义”的治理功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举行了儒家最高级别的祭天仪式。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法家思想深重的皇帝，但是他的身边已经有像兒宽这样的最初的儒臣。

把政治理想诉诸实践实在是一项太过复杂的系统工程

王莽的出发点，不是直面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是从儒家经典出发，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制定礼乐制度，“治礼作乐”。胡适、翦伯赞称王莽为政治家、改革家，实在是一个误会。王莽是一个儒生，支持他的人也是儒生，王莽改制的思想逻辑是（礼乐）“制定则天下自平”。他们所追求的，正是“以礼为治”，或者更直白些说，是“以礼代治”。

然而强调德行强调得过了头，培养出来的人才则难免有才能不足的缺陷。曹操发布“唯才是举”的命令，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史学同行，通过美国高中生对萨勒姆村猎巫事件的学习，我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关系链，
这就是历史事实、史学研究者、（包括高中生在内的）公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历史事实、史学研究者、（包括高中生在内的）公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传统史学用力最勤的主题就是盛衰之迹，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秦始皇贡献给传统中国的，除了皇帝制度，还有一个万世一系、长治久安的梦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就思想根源而言，兴亡更替本身就是“朝代”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说“朝代”就必然有“兴亡”。“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天道轮回，天命转移；天命转移，朝代更替。这是儒家内心深处所信仰的

在“皇帝制度”和“儒家思想”这两大前提规定之下，北宋抵达了王朝政治的巅峰。
其政治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基本从制度上消除了威胁皇权稳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因素。从内政角度来看，皇权、政权趋向安全稳定。第二，以皇帝和大臣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概念，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比较尊重社会的利益诉求。第三，士大夫集团有能力约束皇权，批评风气盛行，纠错机制运行有效；这就意味着问题、矛盾有可能在萌芽状态就被解决、消灭或缓解，而不会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出现“土崩”之势。这种“王朝政治的最好状态”出现在北宋中期。

宋朝的疆域不能与汉唐媲美，但是宋朝士大夫的天地与心胸并不因此而坍缩。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陈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若论个人的读史感受，我以为，11世纪中期，北宋东京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

第五个皇帝宋英宗的上台，给北宋政治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因素。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

在英宗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不服气的少年，那便是他的长子，后来的神宗。神宗聪明、勤奋、有气性

张方平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宋朝的政治主题正式发生转移。变法的初衷就是这样

在王安石之后，被选中出来收拾局面的人偏偏是司马光
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

“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

金：政治的残暴化

金：政治的残暴化
来自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落后民族女真建立的大金政权，在短短十余年间席卷整个中国北方，消灭北方草原霸主辽，又把北宋赶出开封，赶到了秦岭—淮河以南。女真人这种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的力量，大约只有一个世纪以后的蒙古人才堪媲美。按照文明发展水平，金既落后于辽，更远远地落后于宋。金对辽、对宋，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能区分国防力量的建设与穷兵黩武这两件事情，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在实践上则体现为两个极端，要么谈兵色变，要么穷兵黩武。

元：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

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自有其思想、文化和制度基础。“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

元朝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腐败，从地方到中央，“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

元朝的腐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特色：
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朝的腐败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
前代宰相级别的高官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
而元朝的宰相不但贪腐成风，而且涉及金额巨大

这国家是朕的家产，而大臣是朕的家奴。朕愿意抬举他，与外人何干

我们接纳元帝国在华夏版图上的开拓之功，但也不应忘记元朝统治给华夏政治文化带来的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退到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在君臣关系上退到以奴婢为荣耀

元朝统治给华夏政治文化带来的两大倒退

明：朱元璋的无知与恐惧

我属于后一派。朱元璋所建立的朝代的确存在了277年，堪称长治久安，然而明朝政治文化的水平实在谈不上高明。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是就政治文化而言，明朝在元朝的延长线上，华夏制度恢复工作大多流于表面，元朝政治文化的野蛮基因却在明朝统治者的血脉里倔强流淌。

蒙古人统治中原一百零九年，对文化虽然不重视，但是干预也少，自由空间留得大。所以，还是有人愿做元朝的“遗民”。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没有了多国竞争，读书人只能服务于唯一的政府，不合作的自由成了传统读书人最后的独立空间。到朱元璋这里，“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成了重罪，这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

朱元璋唯一相信的是他自己，他有一种奇特的“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偏执。

朱元璋“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于涂炭”，可以说“得国之正，非唐宋所及”。
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得国之正”赋予了朱元璋肆无忌惮地伸张君权的合法性

明：廷杖下的士大夫之气

首先，为什么说廷杖是明朝的创造？吴晗说：“廷杖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言简意赅，不是很准。

以上是我们粗略总结的明朝廷杖的四大特点：第一，打的是中央官，特别是言论官；第二，行刑地点在辉煌的殿廷；第三，廷杖具有强烈的摄人心魄的仪式感；第四，它是当时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存在。

廷杖摧毁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清：盛世的狭隘

在对“康（雍）乾盛世”的赞美之中，魏源所抒发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许。至于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愉快，社会经济是否有活力，士大夫是否有自由思考的空间，思想文化是否仍具创造力，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之下，这些都无关紧要。

放到帝制中国朝代更替的漫长历史中去看，所谓“盛世”，自有其必然之理

殊不知，用这种思想去统治中国，是狭隘而危险的。皇太极对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明白，中国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改朝换代。相较于统治者的族属，老百姓更在意的，其实是政策本身能否给他们带来好处。明朝的统治已经烂透了，大失民心

但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剃发令却是必然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中国成为满洲的臣民，而不是满洲被中国淹没。

清朝统治者表面上高度汉化，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了猜忌与防范。满汉是对立的，要提防汉人颠覆满人政权；老百姓与清朝国家是对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颠覆清朝。这种提防心态，让清朝统治者始终不能理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总是抱持警惕的态度。

按照时间顺序把本篇内容连缀起来，你会发现，我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是一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抵达最好状态，然后一路下行，节节倒退，直到1911年。

第一，“江山社稷”的概念。

第二，“人格平等”的概念。

第三，皇帝承认批评和监督的有益性，对批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士大夫的劝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