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读书笔记
2022-09-06 22:02:12 15 举报AI智能生成
整理了温铁军团队的《八次危机》，以思维导图的方式了解我国历次经济危机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
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
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三位一体
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关注底层民生
农民
农村稳定、农业安全、农民权益
进入新世纪之初，中央政府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史无前例的增加了约4万元规模的“三农”投入。这些战略性调整，也许还能够使“三农”继续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厚基础
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软着陆
三农
向发展中国家转接制度成本
单极金融资本霸权
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
人类无节制的贪欲
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
可持续之虞
本质
全球化
去西方中心主义
去意识形态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
世界观
宏大叙事的历史观
历史观
世界观和历史观
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1. 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轮
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2. 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
向金融资本跃升
实现产业资本扩张
资本原始积累
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
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
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
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
3. 成本递次转嫁论
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的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的地位
4. 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
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基础
村社基础
村社理性
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部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障碍
政府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产物
政府理性
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
5. 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
理论创新
原始积累阶段
产业资本扩张阶段
金融资本阶段
资本主义三阶段
1. 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委内瑞拉、南非
2. 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
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区
3. 国内区域比较研究
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
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
4. 国家安全研究
县治
乡治
村治
三治
5. “三农”与“三治”研究
基于“本土化”和“国家化”两翼而展开的研究工作
参与调研和在各地实践者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性
参与者
脚踏实地的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
实践时间
仅“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
写作者
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调研，并且有过硬发表成果能力的人才
大学学生
城乡试验区
理论联系实际
国仁永续
愿望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
超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利益结构约束
去价值判断
客观研究、发现本质关系
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新民主主义
1949年提出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实际上，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前4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世纪排他性一神教派生的一元论
一个主义、一种体质
西方一元论
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
中国自1957年苏联中辍对“二五”计划整体投资以来中央财税占比就长期在30%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约束
决定政府以何种体制运作的核心是财政税收
中央手里才多少有了点调控之“米”
把地方财税占比从70%以上调低到50%左右
“铁腕”领导人分税制改革
财政税收
“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是自1958年放权地方以来，中国这种“政府公司化”政治体制中延续至今的最大难题
主要矛盾是中共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除非党内利益集团公开化、政治派别及其代言方式制度化，否则就无法靠一般的政治建设和纪律约束来化解
利益集团
政府公司化
政治体制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不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到所谓“无限供给”
不是主流舆论所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
“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
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
比较优势
“自乐更生、艰苦奋斗”
采取单位制实现内部公平分配，才能动员起绝大多数劳动者，实现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社会化+资本化”
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来维持本国遭受重创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中断的条件
去依附
颁布“新增人口永不分地”
自毁中国农村基本制度
新生代打工者们不可能低工资维持的“边缘化生存”状态——既难以融入城市
“一切向钱看”的城市低俗商业文化和“去乡土知识”的反智的农村制式教育制度文化所全方位地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恶化
广本大罢工
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集聚的开发区孵化器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新工人阶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对三大问题领域的初步清理
把本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多种成分共存的中国发展战略，渐进地引入符合人类安全基本需求的、城乡包容而内涵多样性的生态文明，并努力使之成为中国主导的改变强权把玩国际秩序的创新性话语体系
1. 生态文明
政府应该自觉地改造过于短视的、以快速城市化为资本扩张载体和加速两级分化而激化对抗矛盾的“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的中国版“发展主义”
着力构建驱使中国垄断资本集团在参与全球竞争中服从并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法律
中央政府为了稳定大局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有效调控的制度
2. 顺资本过剩之势改造发展模式
鼓励自主性和多样性的乡土社会文化建设
稳定乡土中国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的基础性条件
长期增加中西部和“三农”的公共投入
3. 急应对危机之需改良发展政策
依据本书理论创新提出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验解析”的“批判政策学”
经济基础
资本
上层建筑
政府
人类在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制造出来的两个最为“异己的产品”——代价高昂且反制人类自身的
资本与政府
鉴于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遂有追求城市资本“泛政治化”制度收益的政府在促进城市化的同时，不自觉的造成城市积聚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集中危机，并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点
当代精英集团和痴迷于发展主义主流的群体，在遭受多次周期性危机爆发的打击之下仍然乐此不疲、随波逐流地强化着这种“自在”特性
城市化与危机周期
凯恩斯主义
政府与资本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结合而造成币权信用扩张过快，“负外部性”过大使然
西方所谓现代化政体内含的“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的“负债机制”所致
金融海啸
任何跟从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泛化，盲目照搬西方政体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有类似甚至更惨重的逻辑结果
盲目照搬
受制于支撑其话语体系的利益分配机制而难以进行体系性创新
既得利益群体
政治现代化成本与债务危机
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
陷入“发展陷阱”的原因
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
跳出“发展陷阱”
“成本转嫁论”与发展陷阱
中国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几年增加了数万亿投资，吸纳了数千万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因而在遭遇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才能成功应对
危机软着陆与加强三农
概念提示
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其原始积累始于外资，旋即中辍，继而在外部资本趋零条件下维持工业化的过程可谓举步维艰
工农产品交易费用过高
农民高度分散
只有靠“对外开放”吸引国外资本，按照国外资本的制度要求改造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运转外资经济，要支付更高的制度成本
资本绝对稀缺
在进入工业化之初，面对两个非常窘迫的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
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工业化初期
进入了“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阶段”
工业化中期
在国内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作用下，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跃升的过程
工业化后期
中国
美国学者
通过不平等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区域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
像中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
双输博弈
“核心——半边缘——边缘”解构
世界系统论
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埃及学者
依附理论
萨米尔 阿明
借鉴
政治经济学构建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辅助分析工具
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理论工具
成本转嫁论
理论工具
外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仅仅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商
本国的工业化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
外围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又因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而难有成效
“中心——外围”结构等于“统治——依附”结构
引言
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的修复
返乡农民在家乡得到重新就业的机会
城乡二元结构
强化
简单化地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
弱化
中国的可持续和抗风险能力
财税制度
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
小有产者家庭剩余劳动力（不是工人阶级）
基本属性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按家庭人口数量为基数承包到户”的特殊体制
无风险财产
平时能够忍受无工资、无福利的待遇，并且自觉压低在打工地的消费，是为了年底一次性得到一笔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高得多的现金收入
忍受力
农民工
长达20年里维持低价劳动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
资源环境成本上升
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这种优势正在逐渐淡化
中国的比较优势
自己的总结
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
对外开放对中国从来都是“双刃剑”：
尽管一直试图以继续革命的名义（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形式）对依照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复制的政府体制及其相应的高等教育作调整，但最终未果
中国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得以大规模引进苏联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跨越，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
第一次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和华国锋先后主持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延续了国家负债方式，对先前形成的“重”偏斜的工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进而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必然发生对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引进外资时奠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相应调整
第二次
邓小平主导的80年代改革开放
第三次
邓小平主导的90年代改革开放
第四次
前四次对外开放
工业品价值高于其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剪刀差差距
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
农民工的典型贡献在于其“廉价”性，在于多付出少索取
为非农业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
农民出让土地所获得的补偿都非常低
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
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经验
1.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
20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
虽然诱发人道主义灾难，但也历史性的实现了“去依附”
60年代的“艰苦奋斗”
主要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
外国投资中辍后工业化没有完全中断
中国对外开放与工业化的独特性
中国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为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破坏作用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权之后，很多地区地方财政收支的一半以上是靠乡镇企业支撑的
乡镇企业
没有中断的原因
表明中国此后的城市危机只能爆发在城市，并且危机代价也集中在城市“硬着陆”
当中国城市化率实实在在的突破50%的时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条件，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的标志
未来是否延续这种独特性？
有鉴于此，中国对经济危机从被动到主动的应对，以及“三农”的作用及其受到的影响，是本书所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主动推行惠农政策的同时，加大投入财政资金，有可能将农村打造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被动应对危机到主动应对危机
2. 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国际比较
亚洲金融危机
1997-1998年
中国因为先有2003年开始的“三农”新政和2006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政府直接向农村大规模连续投资数万亿，才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农村成为投资和内需的重要领域，得以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诱发的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
2008-2009年
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之后由外部因素诱发的“输入型危机”
输入型危机
主因与一般后发工业化国家相同，都是内生性的资本短缺
1997-199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
（二）中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 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从而最大化其制度收益
核心国家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外转嫁制度代价
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收益的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和剩余
美国不可能主动改变现有的获利方式
在国际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在国内却经济失衡
过渡倚重外需而导致类似1997年和2008年的输入型风险可能再次发生
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比高达30%的外资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其进入和撤出中国也会引发国内经济政治局势的连锁反应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面对的挑战
从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其意义重大自不待言
长期鼓励农村人力资源存量高的青年优质劳动力近20年向非农领域大规模净流出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
人力资源的自我资本化以保留收益用于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
农户理性衰减趋零
虽然中央层面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已经有条件向“亲民生”的政策积极转变，而地方政府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高负债推进高增长”的反科学发展模式
地方政府延续反科学发展模式
这种“稳定器”和“调节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农”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压力的承载和调节功能
应对挑战的思路
1994年分税制
使得中央进入了以经营垄断性金融收益为主的“白领政府”阶段
1997-2002年银行商业化改革
资本过剩的原因
2003年前
亲资本
2003年后
亲民生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则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1. 资本过剩条件下中央政府政策调整为“亲民生”
中央垄断控制金融部门，使地方政府失去对金融机构控制权而普遍陷入了严重的资本短缺
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归地方政府占有的农业税之后的“后税费时代”，征地、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便取代农业税费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征地纠纷、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
大量的上访、对抗性事件的发生
照此速度，在未来20-30年时间里，我国失地农民将会增至1亿人以上
截止2005年，我国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在4000万-5000万人左右，且这一数字以每年200万-300万的速度递增
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套现，并不计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DP
追求GDP目标下，只能“亲资本”
地方政府严重的资本短缺
2. “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资源环境，难以真正“以人为本”
（一）近年来宏观环境的新变化
长达20年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增人口，禁止分地”的“土地规模经济猜想”被法制化的压力下趋向于城镇化定居
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极大弱化了“三农”作为“人口池”和劳动力蓄水池的危机承载能力和社会调节功能
1. 后税费时代“草根”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化
农民不再有无偿获得村内土地财产及其无风险收益的预期，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中最主要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就被极大削弱了，从而促使农民流动打工者行为取向发生实质性改变
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布，新增人口不再分地
制式教育体系
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现金需求已远超出了小农家庭“在地化”务农所能支付的范围
自身已经不再满足于上一代进城那种仅仅为了获取现金来维持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的基本需求
已经不再是农村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小有产者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历史性地演变为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工人阶级
基本属性的变化
传统“三农”领域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的功能日渐衰败，即将不复存在
2. “草尖”离农倾向使农村内部化处理外部风险的功能弱化
（二）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农村能够作为5亿劳动年龄人口的“蓄水池”
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
在于其池底
农村基本制度没有改变
2.4亿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
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处理严重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
失业返乡的农民工除了狭义的农业劳动，还可以参与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庭和村社内部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
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国家实现“软着陆”的载体的基本原因
2003年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
2004年提出宏观调控
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八项战略之首
实际行动
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
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发展县域经济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
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
环境透支遗留的矛盾
必须贯彻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
“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联盟
尽可能减少普惠制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
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
必须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
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
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
投资机构
发挥有效投资作用，又能通过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惠及大多数的农村民众
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主要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
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建议
（三）趋势性的问题及建议
二. 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第一章
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1960、1968、1975年三次“上山下乡”总计有约2000万以城市中学生为主的知情和几乎同样规模的以农村中学生为主的回乡青年）
20世纪60-70年代的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20年里总计约2000万在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到约9万个人民公社所属的约80万个生产大队的400万个生产队去“插队”的过程
插队
大规模的农村中学生（属于不列入政府就业统计的“回乡青年”）回到2亿社员农户家里去“插户”
插户
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只要在10%以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
在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发生的却是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消纳社会紧张关系
但“阶级斗争”运动频繁发生
那时的政府主要依靠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度稳定的集体化组织，就几乎可以全额吸纳了城市危机排斥出来的潜在失业人群
三次危机失业率远超10%，但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
失业率
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三次危机
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之间本质上对立的矛盾
政府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名义给4亿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客观上既使中国的“三农”实现了对高风险城市经济的“去依附”，也形成了农村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都在自然村
“土地革命战争”
新中国政府凭借土地革命有效地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须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
国民动员
1949年建国之初，尽管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提出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却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苏联多次请求援助未果
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
随之中国与其他后发国家之最大的不同，在于1950年6月发生朝鲜战争，客观的导致二战之后形成的帝国主义地缘战略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强大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下，中国在1950年迅速走出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高速原始积累阶段
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在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方面也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
苏联在1950-1959年期间，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的援助
朝鲜战争
来华苏联专家除了在工厂和企业成为实际上的主管之外，还在政府部门和高效、科研机构等领域协助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
大规模地全面发动群众冲击各级政府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破“土围子”们这一习性，更遑论后来者“温良恭俭让”地推进的政府体制改革
带来了在后来的政治体制中越改越重的“条块分割，尾大不掉”之沉疴
这种苏式科层等级制度中伴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快地嫁接了从井冈山“红色割据”时期一路延续下来的、在战争年代客观加强了的“山头主义”，再叠加了各地农民革命与生俱来的“土围子”习性
全盘苏化
政府得以直接占有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
这意味着城市和工业占用的、能够产生高收益的土地的所有权，变性收归政府
“凡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占用市郊土地，不必采取征收土地使用费或租金的办法”
1954年2月
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
1956年以后
1950年代中期的一轮“圈地热”
土地
政府几乎封闭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人世间》里的周志刚
集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劳动力资源用于国家基本建设
占有全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
劳动力
政府绝对垄断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所有金融部门
占有铸币税和经济货币化的增值收益
资金
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生产力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政府所有制”
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的时间
有利于缩短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间
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
好处
直接地大规模的对农民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
坏处
被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以政府所有制为财产基础，因而资本必然内化于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的经济体制
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私有制
1956年完成了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政府所有制
一. 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1. 苏联1957年中断援助
毛泽东说：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
2. 1958年提出新的军事同盟
国民动员得以实施的组织载体
粮食征购、大兴农田水利、抚恤军烈家属
政府在农村的“腿”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
1956年完成了对所有私营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
1958年初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
小钢铁
小煤矿
小水泥
小机械
小化肥
号召地方大办“五小工业”
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亿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被发动进行“大炼钢铁”
资源的浪费
农村多元化生产遭到很大破坏
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
高成本，高浪费
没有苏联专家，地方干部根本不可能懂得如何发展钢铁工业
大炼钢铁
只是从这个“学习成本”的经济角度分析解释力过于单薄
地方工业化支付的“学习成本”
大跃进
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
新中国进入国家工业化以来，1958-1960年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强调向地方政府放权
1957-1958年的放权
3. 改革
1. 中央财政占比1958年仅约20%
2. 增发货币加快积累
农民存钱买地的需求
3. 增发的货币一般通过银行存款形成国民经济积累和再生产基金
4. 财政赤字显著增加
中国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首次超过40%，主要工业品产量跃上了新的台阶
5. 1960年爆发了赤字危机
4. 中央政府增发货币
“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继续革命”理论
国民动员手段
长期战争和均分制土地改革
国民动员基础
发动了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
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之中，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近于0）的资金要素
5. 有效的经验
“鞍钢宪法”归纳的“二参一改三结合”
“劳动力资本化”过程中形成了职工民主
6. 职工民主
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
“休养生息”政策
7. 1961年开始
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灾难性后果
农产品严重短缺，还要以农牧业产品和稀有矿产品来偿还苏联1950年以来投资形成的约合54亿没有的国家债务
这一时期，新生儿的死亡率非常高
其中很大部分是营养不良导致生育下降和新生儿死亡造成
一部分直接死于饥饿
1960-1962年这3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
8. 严重后果
政府在危机压迫下于1961年作出农村集体化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允许乡土中国的小农村社制的传统经济，从服务于国家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体化经济中部分地“退出”
农业生产恢复，农产品供给增长，农业税收增加
农民退出
9. 1962-1963年期间经济复苏
1961年后，在刘少奇、陈云主持下，中国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
10. 收权
二. 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意志）
60年代初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要“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中印边境战争
印度支那战争
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邻海（据官方记载有800多次）
1964年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战略导弹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
美国和苏联先后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进行讹诈威胁
1. 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
2. 全盘苏化的政府部门体制的官僚化，难以自觉地与主要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
背景
“要饭的也得有根打狗棍”
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
沿海的一线
中部的二线
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
三线建设
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
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
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
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校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但地域上比较分散的工业体系
投资巨大
如果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中国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且很难有经济收益
经济效益差
因此，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
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
成本显著增加
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情下乡，除兵工厂和三线建设有少量招工之外，沿海城市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
知情下乡
代价还是得向农村转嫁
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累积赤字爆发危机
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连续追加投资、付出巨大代价得以延续了全盘苏化遗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那么随之相应的得以维护和加强了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官僚化上层建筑
维护和加强了官僚化上层建筑
代价
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
战略意义
这时期经济建设方针
三. 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被动选择
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条件以获取国家工业化利益
21世纪前
主动选择
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也可以向中国要素低谷扩张
内需严重不足，产业资本凸显过剩，积极寻求国际市场
新世纪
发展中国家
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
产业资本阶段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的不断增加
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型”战略下短期内经济腾飞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20世纪60年代
发达国家
这个时期对外开放的客观因素
产业资本流出
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
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
依靠衍生平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
派生“金融创新”
美元大幅度增发
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
美国解除长达20年的对华经济封锁
尼克松访华
美国
对世界和中国都很重要
1972年
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
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工业结构
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
付款来源
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800亿元
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
“文化大革命”结束，城市青年人的热情不再容易被鼓动起来
1972年后高投资客观上也带动了部分城市就业，使很多城市青年不愿意下乡
致使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难以顺畅贯彻，社会不满情绪逐渐酝酿
特点
第三次“软着陆”
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以按人口数量优先分配且不可能产生“激励”机制的“大锅饭”分配方式
带有小农村社制传统
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介入促成的农村“集体经济”
未必能够维护农民利益
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
毛泽东晚年威望动员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
1974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
导致与过去引资相类似的经济危机
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服装、尼龙丝袜和洗衣粉
使中国农业产量由于1972-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而增加
大规模引进西方花费设备和化纤技术
电视、洗衣机和冰箱这新“三大件”消费品问世
影响
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
这导致财政收入仅有千亿左右的条件下，仅1979年、1980年两年就累计出现超过300亿元的财政赤字
更大规模的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的合同，其金额高达78亿美元
爆发了典型的“滞胀”形态的严重经济危机
华国锋提出的“八二方案”
对外开放具体方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批判改革之前30年当中的这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第一次被批为“极左”和冒进，第二次被批为“洋跃进”
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府仍旧内生性地延续了“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直接引资而产生“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
惯性
历史经验过程内涵的深刻性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之被主管经济的高管们渐次提出并且“被演进着”
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西方之后，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成本之外，还得在上层建筑领域让官员们倍感痛苦的洗心革面，以转变过去照搬苏联政府体制（乃至整个相关制度体系）的思路，否则就不可能自觉地适应现在照搬西方生产线的情况及其内生性的制度需求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四. 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北京
第二章
主要源于国内经济因素
很多企业“关停并转”，大批待业青年引发社会治安问题，为应对严峻的形势，中央开展了“两个严打”运动
关停并转
县域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以农民为消费主题的内需
乡村工业化+城镇化
1978-1980年第四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
西方第二次封锁
中国崩溃论
速度骤然加快的以市场深化和金融深化为主的经济改革
陡然放开了各地自主增大引资
自主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的权力
获取各地政治支持
相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而言，这场改革加强了中国集中体制的权威
最终形成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经验过程
加快增发货币
中央财政占比过低承担不起这个代价
债务负担推给中央
吸引了全社会的投机性资金，短期投资迅猛增长，通货膨胀陡然严重
地产、证券、期货这三大具有投机性的高风险市场借机开放
促成经济过热
推进政府公司化进程
南方谈话
典型地在城市“硬着陆”
1988-1990年第五次危机
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领域赤字同时爆发为内容
壮士断腕般的、大刀阔斧的紧缩行为，排除“地雷阵”和冲出“万丈深渊”
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
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
强行紧缩银根和地根
三大宏观领域改革
政府从不经济的中小型、非垄断的国企退出
直接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
政府退出国企
直接推进职工住房（相当于现在的公租房）市场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等
政府退出公共福利
存量出售
大批呆坏账在银行挂账并留给后任者
存量公共资产的低价处置
政府退出
十四届三中全会
全面改革
地产、股市、期货这三大高风险市场风云乍起
“货币化”改革
农业的收入稳定增加
连续提高官方粮价
全面取消粮票
农民工的打工潮自此发生
大致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
1993-1994年第六次危机
历经三次经济危机
产业资本机构调整时段
农户经济的活跃和农产品生产全面增加
微观经济领域的制度收益
此后的多次危机都只能在城里“硬着陆”
宏观经济领域制度成本
农村改革的“去组织化”和农产品的市场化
1978-1997：改革以来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按计划的垄断性定价
按市场定价
价格双轨制改革
凡有利于减轻对外还贷压力的项目都可以上
对外贸易体制进一步转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享有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根据双方签订的有关权利、责任和利益的承包合同，由农户自行安排各项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积累和其他提留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
从根本上打破了以人民公社为名的、为服务城市工业化原始积累而构建的集体化体制
这使亿万农民在承认村集体土地，并依据所有权而有土地调整权和收租权（承包费）的前提下，获得了土地家庭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
大包干
水利
农村信用社
粮站
农技推广
农资供销
以集体组织为载体的一些重要领域
农村有了自主进入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
政府退出不经济的农业
农村改革
周恩来“四三方案”
缺乏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国内配套能力研究的条件下
华国锋“八二方案”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投资过度累积下来的财政赤字
职工住宅
减免农村税收
增加进口商品价格补贴
职工城镇就业
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
1978年后处于过渡期的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在各地方、各部门发展张力的驱动下，这种投资过热往往具有惯性
改革刚开始时，中国仍然是政府集中投资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政府是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行为人
巨额财政赤字
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
社会犯罪率直逼1950年刚建国时的水平
产生大规模无业或失业人口滞留城市
第一次“两个严打”运动
大批知情回城
（一）“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表现特点
有助于减少国家财政压力的，都可以纳入国家政策考虑的范围
由20世纪70年代末财政赤字危机演变而来
危机的由来
执政者很难再沿用因毛泽东的影响力才有效的手段应对内政
人民公社解体
这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里
硬着陆
成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力军
政府对农民表达出前所未有的让步
大幅度提高粮价
承包制
价格调整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农业超常规增产原因
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
从事以往国家垄断控制的工商业
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
增加农民非农就业
提高非农收入
农村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
大批农民劳动力离开农业，进入乡镇企业和县及县以下城镇，使乡村经济得以借助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综合发展
归还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农村内部“资本化”并获取收益的权力
随后，针对社队企业的加重税收、紧缩信贷等国家政策也相继出台
认定社队企业确实挤占了城市大企业的原料，对其进行相应调整
社对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
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
1. 农村改革
对工业品需求增加
向社会提供了大批低档低价消费品
扩大再生产
购买力提高
农民货币收入提高
农民积极性得到短期释放
凭借集体资金、髙纪律素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而低成本进入工业原始积累
农村
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和产品市场初步放开，使得低档次的一般消费品需求爆发性增加
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地占有了空间很大的一般低档消费品市场
农村工业化与生俱来的就是面向市场的消费品生产
市场
2. 农村工业化促进国家经济复苏的三个因素
农村消费水平大幅度增加
被后来的利益集团刻意忽略
“科学发展观”的客观经验
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三农”自主发展，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化解经济危机之路奠定必要基础的
历史经验
3. 1979-1981年危机的应对经验及启示
直接突破“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
导致中央政府以财政承担的国家债务，会因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利用外资而显著增加
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
中国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
对外开放政策
随之扩展为开放14个沿海城市，作了不容忽视的背景铺垫
1979-1980年中央批准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
掀起全国要求中央放权让利和沿海地区争办开发区的热潮
这个当年没有讨论清楚的遗留问题至今贻害匪浅
没有在责权利上予以明确界定，到底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个领导人应该对国家承担的债务大幅度增加负责
中央与地方之间责权利不清晰造成了“责任中央承担、收益地方占有”
最为实质性的体制问题
4. “财政甩包袱”改革带来的制度成本影响深远
（二）1980年经济危机“硬着陆”在城市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1988年CPI高达18.6%
恶性通货膨胀
生产停滞
企业“连锁负债”
滞胀危机
“中国崩溃论”
西方封锁
以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
基本特征
国家银行现金投放达到679.5亿元，而1987年的货币投放不过236.1亿元，而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货币投放才不过16.6亿元
1988年
货币投放的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
财政资金的投放也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态势
1988年之前
高通货膨胀
随着存款、贷款利率的相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被称为“三角债”的严重的债务链问题
紧缩性调控
主要在于强硬的紧缩政策造成
占有流动资金最多的商业零售企业占压生产企业的生产资金，而生产企业占压上游零部件企业生产资金
资金极度短缺条件下企业行为扭曲
形成三角债的新原因
三角债
连锁负债
以大规模增发货币为基础、以年率18.5%的高物价指数为代表的过高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停滞
新特征
1. “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1. 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
2. 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
两个被双轨制的内部化机制所掩盖的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
2. 这又跟当时政府所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1988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
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1988-1990年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内在机制
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
直接影响产品质量，进而影响到产品的出口
技术装备落后
对于多数出口企业来说，因出口规模普遍偏小，很难利用留存的外汇向国外购买先进设备
资金和外汇短缺
都是来自乡村的农民，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差
在出口创汇企业中，懂外语又懂业务的人才更是缺乏
外贸人才缺乏
乡镇企业的困境
转嫁的对象
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减少公共品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纳入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转而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很大程度上人为的压抑了处于上升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消费
内需不足
从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
民工潮
后果
（二）经济危机与成本向“三农”的转嫁
二、危机五：1988-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伴随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潮涌动，早以形成产业资本积聚的“利益结构固化期中”的城市利益集团，在随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
所谓的“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材料和市场”，本质上乃掩饰城市利益集团主导政策变革事实的一种托辞
城市利益集团
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与中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主要是为了增加出口创汇以缓解债务压力
推动经济发展和化解国内经济问题的手段
提出的目的
历史性地宣告了中国特色的非国有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开端
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
1994年外汇赤字压力下的外汇体制改革，使中国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实际贬值50%以上
因为发生了以“市场化并轨”为名的人民币大贬值
在中国的外向型道路上，1994年是个重要的标志性年份
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之间凭空多了一个巨大的成本优势
本币大幅度贬值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
人民币大贬值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财政、金融、外汇赤字同步
赤字
苏联解体
国际
步履蹒跚的走出危机的阴影
城乡社会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铁腕政策
顺势作出加快纳入全球化的决策
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被动激进改革
第三代领导集体
“各自为政”之乱像逼迫下的中央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的持续运作，只有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过量的货币
1528.7亿元
1993年
1423亿元
1994年
新增货币供应量
1994年出现高达24.1%的CPI上涨幅度
大规模货币增发
第一次投机性需求过热引致的经济危机
投资狂潮
经济来不及经过复苏，直接进入高涨
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金融市场的膨胀，肇始于货币的信用化和资本化
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
投机过热
原始积累
行投资谋私、积累资本之实
利用价格双轨制捞的第一桶金的“官倒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
这些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反作用于政府有关部门
这批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一旦问世，就迅即强化了以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
1983-1984年
1986-1987年
乱集资
乱拆借
乱办经济实体
因房地产、股市和期货这三大投机市场的应运而生，“三乱”现象以新的形式出现
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三次干部下海经商热潮
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
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发放、高物价上涨
交通运输几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
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四热”，“四高”，“四紧”，“一乱”
1992年即创办了20多万家公司
除了将原来的处长、局长改称为经理、总经理和让这些人的工资上涨不再受行政约束
行政垄断和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保护来生存的情形基本没有改变
结果只是把政府部门变成了翻牌公司
中央发布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
有步骤的把企业推向市场
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房地产热
开发区热
上项目热
各类债券、代币券、自制股票水涨船高
投资热
竞相提高利率的群众集资活动
集资热
“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扩大投资规模
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
1958年实行过的层层分散的旧的放权让利模式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经济调控的体制弊病
体制
粗放型数量增长主导机制
经济发展机制
原因
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
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
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资本利益集团进行原始积累导致的“四热”“四高”“四紧”“一乱”乱像之中，其巨大制度成本必然对全社会转嫁
短期内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超常增长
通货膨胀全面爆发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直至公元2010年的17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次严重逆差
严重逆差
结果
促进出口
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
外汇改革
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
信用扩张
从以往地方政府占比超过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
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
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而几近疯狂地“以地生财”
“以地生财”成为分税制后满足地方政府刚性需求的普遍做法
土地变现时的增值收益
招商引资和城市扩张来增加包括所得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业税
地方的可控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
分税制改革
三大重大宏观经济措施
1995-2000年仅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就减少了4800万人
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
国有企业改革
措施
经济过热
经济高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
1994-1995年，国有企业就业率几乎没有增长
低就业增长率
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地位
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
国发[1994]59号文件从政策上提出了破产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并开始在“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进行试点
国家经贸委提出“优化资本结构”试点
1. 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
这两个领域，则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且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暴利的特征
医疗和教育
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
任何体制条件下，只要政府放开信息绝对不对称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允许其“产业化”经营，则必然地导致医院和学校乃至其从业者个人凭借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和学生的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任何正常国家都必须以稳定的政府财政投入保住公共部门的普惠服务，严肃审查非公共投入的来源和动机，以维护相对较高比例的公立医院和学校的利益
信息不对称
医疗高收费
药品高回扣
教育乱收费
加重学生负担
发生垄断收费现象
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期，医生和教师的腐败也愈演愈烈），而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疾
这两个领域中的许多从业者十几年来已经顺理成章地凭借个体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占有高额收益，且自觉地构建了维护其利益集团地位的公开制度和内生机制；这些领域中占据制度供给地位的权威、门派错综复杂，制度改进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而，尽管他们饕餮着，且继续占有这最多的公共资源，却大多不可能再提供低成本、普惠制的公共服务
背后的潜规则
腐蚀知识分子群体
城乡社会开支和公共部门服务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市民和农民承担
促使其及时地完成了产业化改制
政府在累积外债转化而来的财政赤字剧增压力下，不得不减少了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在农村则属实质性全面退出）
2. 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
政府机构经过层层截留后，处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
“财力上收，支出下移”
有权有势
各个地方按照“政治现代化”想象在基层建立起来的过高成本的上层建筑
无权无势
剩余过少且过渡分散的小农经济
对立
税费负担加重
非法土地侵占
破坏土地承包
弱势方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遭遇危机后
分税制后
3. 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社会矛盾严重
损害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
对国有大企业则影响不大
“铁血十六条”
紧缩政策
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
越是流动性差、缺乏投机获利条件的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就越是尽早远离
转嫁到作为营林生产者的农民身上，导致了大量林地抛荒
高税费
毁林盗伐及相关的贿赂和腐败到处发生，间接导致环境破坏
山区林业最为典型
集中资源的改革让部分老百姓“靠山吃山”的权力被剥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群体性冲突
资源环境领域出现灾难性后果
“金融排斥”趋势
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
4. 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及环境灾难
要求全面清查非法滥用的耕地，“各级政府不得擅自下方审批权限”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
1986年，又出台《土地管理法》的形式将国家对土地农转非的权力加以确定
1988年，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由其行使对土地非农用途的全权
正式开启了我国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性质和机制
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土地实际上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
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法律
从80年年代基层农村自主发展乡村企业的生产性的“以地兴企”，改为90年代地方政府满足刚性开支的消费性的“以地生财”
土地变现遂成为地方政府最快捷的生财门路
“以地兴企”到“以地生财”
中国新富阶层的第二桶金
从这场经济繁荣的盛宴中分享了大量的利益
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主体
1992年后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
国家垄断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
跳出了危困局面
再一次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高增长
因为土地这种资源要素的大规模资本化，而在短期内被大量吸纳
大规模增发货币
土地本身就成了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土地开发或者流转，就可以获得远高于80年代“以地兴企”阶段的增值收益
得到一次性的征地补偿后，农民失去了与自己土地的联系
集体经济作为产权主体已经名存实亡
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农村党政组织这个村级载体，极大地降低了获得土地的交易费用
村集体经济所得的25%-30%往往也由村干部掌控
如果以成本价为100元，则农民只得5%-10%，村集体组织经济得25%~30%，60%-70%为政府及各部门所得
农民一次性征地补偿
地方政府代国家行使对“农地转非”的垄断权力时，获得了土地增值中的垄断性收益
地方政府“垄断性收益”
收益主要为地方政府及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所分享
不仅征地的一次性补偿收益被层层挤压，对发展收益的分享也极不均衡
不符合中国产业资本进入扩张阶段的战略需求
政府公司主义制度与本地化产业资本共生的短视，“盲人摸象”般地顺应着经济规律，进入了下一个更具制度风险的阶段
内需严重不足而主要依靠外需的重大改变
增值收益分配发生改变
第二轮圈地运动
5. 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改变
因粮价提升农民收入提升
土地开发的高速扩张，大幅度带动了农民离土离乡的就业
因中国产业资本逐步走向过剩而导致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异化产业资本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走向外向型经济、从而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
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表现出了由产业型经济向资本型经济的重大转化趋势
6. 危机治理对三农影响的正反两个方面
（二）城市和农村共同分担1993-1994年危机的成本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验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第三章
第四次引入外资
进入新世纪后，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中国全部的高附加值产业及其出口，并成为主要获利者
外资在中国产业资本海外扩张带来的结构调整中，对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断加强
面对这种外部因素造成的危机，中国政府缺乏国家谈判定制权
仅靠国内一般调控政策又碍难见效，遂在尚未完成“政府退出”改革之际就又发生“政府进入”的改革
因外部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型危机
其经济危机也日渐转化为以输入型因素为主
中国日渐转化为全球资本化的主导国家对外转嫁代价的载体
出口需求减少
中国经济增长下降
就业压力增加
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经济萧条
国内经济依赖出口拉动的情况下，当外部发生金融危机时
危机成因
与以往内生性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都采取紧缩方针完全相反
试图维持经济增速不显著跌落
这两次输入型危机，政府都是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
带动了生产力三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农村
部分修复了农村“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
客观上对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产池”起到了促进作用
支农投入增加，延续了2003年以来中央“三农”新政的支农投入
引发了大量社会冲突
占用过量农村资源而使农村过多承担了制度成本
1997-1998年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救市投资在带来经济复苏的同时
“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
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放大
2008-2010年
与救市措施伴生的矛盾激化
2008-2009年4万亿救市
应对措施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执政理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分配越来越不平衡
金融全球化阶段具有两极分化一般规律意义
以普遍存差为表象和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为实质的流动性过剩
中央控制的垄断性金融部门
流动性过剩
出现了以“贷款难”为表象的流动性不足
地方政府税收依赖的产业部门和农民生存依赖的农业部门
流动性不足
金融排斥
一、现象归纳：60年四次引进外资各伴生二次危机
中国高层刚认同“资本”就迎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
意味着“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中已经有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内涵
中国金融机构走向“股改上市”
开始混业经营
试图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
仿效华尔街
导致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独立的资本力量
追求流动性获利
金融资本本质
中央政府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挑战作出全面开展国有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决议
提出“资本要素市场”的概念
如果没有过剩产业资本向国际市场的大规模转战，中国国内的供求规模早就严重不平衡了
使国内经济模式变化引起的供求总量关系变化凸显出来
1997年7月份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
外需的扩大，使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
依托强权的金融全球化
促进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措施
中国经济愈益直接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经济结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改变
自1996年以来，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显著上扬
出口：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
1973年西方国家采取“浮动汇率”
产业外移
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
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
欧美国家在布鲁塞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
布鲁塞尔货币会议
1. 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资本严重短缺的特点
2. 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以短期占有资源为目的的资本化
3. 外部资本流入
4. 外部资本特点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一旦形成资本收益，又追求资本市场流动性，又不受国界限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流出
5. 资本获利后抽逃
过程规律
相继纳入了因严重泡沫化而病入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
解体的苏联、东欧、中国、东北亚、东南亚
被影响的国家
外部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一）危机本源变化——为什么是一场输入型危机
中国人直到2002年才完成了银行业脱离对政府财政依附关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
只要不发生颠覆性政治危机、政府不垮塌，则国有银行还是不必按照西方市场化私人金融的制度来充实自由资本
就连整个银行系统出现的严重贷差，最终也是用国家信用作担保并以增发货币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来抹平的
不仅银行系统的呆坏账都是中央政府直接用国库的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
也就是所谓“财政金融不分家”
在1998年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前，财政和金融这两个部门，都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
独立运作的商业银行
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始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中国在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的消费品极度短缺时期，能够免遭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击的制度原因所在
票证体系的原因所在
1992年政府放弃票证供应系统，市场上完全使用纸币做交易
由国家资本、官僚资本而不是民间资本作为主导力量推动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
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并被国家政权所依赖的对象
民间资本
再往后，中国银行业全面学习西方金融制度
加入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竞争
并与国家机器直接结合而融入世界金融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金融开始了更彻底的集中和垄断的进程
更彻底的集中和垄断
金融资本
由于分权改革最初始于中央对地方的甩包袱，所以最终地方的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还是全部由名义上集权的中央政府来承担
这个特殊体制就造成政府公司化的垄断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可能统一的政府金融资本高速度扩张
为了鼓励沿海省份和特区经济发展
成立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海南发展银行
为推动浦东经济发展
成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首钢综合改革试点的结果
成立华夏银行
通过它们，地方和部门通常能达到避免政策干预，绕开信贷规模控制的目的
成为地方获取资金的渠道
各种信托公司
各地成立银行和金融机构
政府权力正是通过这一渠道达到与市场的结合
地方政府控制金融资源即资金的冲动和行动，结果造成了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实际隶属
各地银行之长期贷差，如同提款机般不断地充实着地方的实体经济实力，越是敢于利用这种体制的外部性来创造高负债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增长越快
创造高负债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增长越快
各种地方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蓬勃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确立后
各地的“好典型”要么升官要么暴富
制度收益
最终结果是甩下的烂账（银行呆坏账）由中央政府承担，再以各种改革为名把代价转嫁给社会而已
转化为社会上大规模爆发的对抗性冲突及直接威胁政治稳定
制度收益被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制度成本被获益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转嫁出去
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的不对称性
促成中国金融改革全面铺开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巨大隐患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
同期成立四大资产公司为四大行（另有国开行）剥离了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用中央财政将其从坏账亏损的泥沼中拉出来并“冲洗”干净
中央财政给国有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以补充其资本金
总体计算，1998-2005年，为了达到金融稳定，国家累计投入了大约3.24万亿元的资金来支持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而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
中国金融系统的综合债务相对国家财政的比重超过了120%
如果算上央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股改提供的财务支持，1998年以来国家为国有银行改革投入累计达2.9万亿元
中央利用在国债和货币领域专有的国家经济主权，在维护地方分权改革的交易中心支付了部分制度变迁成本，替地方分担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中累积的能以资金计量的那部分代价
制度变迁成本
中央政府占有货币化收益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变成异化于地方产业资本的中央政府垄断性控制的超大型金融资本集团
到2002年，垄断性质的国家金融资本终于从地方政府与产业资本同床异梦的厮磨和羁绊中挣扎而出，获得相对“独立”的主导并分享各地“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地位
中央占有大部分货币化收益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资金获取能力弱化，产业利润愈益摊薄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金融排斥？
国有垄断金融也基本撤出了交易费用畸高且没有流动性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和农村中分散化的非农产业
县以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撤并
完成中国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制度变迁后，地方政府为获取金融资本投资而推进的以“以地套现”为内涵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运动
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第三次圈地运动
“以服务三农为宗旨”
中央政府以主要出资人身份要求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出台
中国农业金融机构数量与覆盖农户信用需求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最高
农业银行
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
1. 金融系统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化成独立于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
这些国债的投向主要是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1998-2000年的3年中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
1998年是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扩大需求，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回落的一年
拉开了高速公路修建的序幕
198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
到2003年政府换届时，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真正进入建设高潮是在1998年后
高速公路
产能过剩，出口受影响，扩大内需
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极大地改变了干旱草原和山区林业长期投资不足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困境
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造林种草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债项目
西部大开发
1999年
有效化解了老工业城市的棚户区和贫民窟等社会乱象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2001年
中部崛起
2003年
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的重大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5年
国内生产过剩却又遭遇外需下降的危机压力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正好成为政府名正言顺的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
因政府从此直接大规模使用国债投资“化危为机”而载入史册
“不幸中的大幸”
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
保住21世纪第一个10年长期高增长的主要手段
国债带动的投资总规模在10万亿以上
从1998年起一直延续了12年
政府重新进入
国内外引发“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的中国私有化改革倒推”的舆论声浪
国债项目主要交由国企执行而客观上造成的“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
实际上是在“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掩盖当前的过剩”而累积这更大的风险
一旦某个突发的不可抗因素（例如能源运输通道被恶性事件人为破坏）阻断这种“高投资+高消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经济过程，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随之陷入混乱
造成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
累积过剩
祈祷世界和平
减少通胀
廉价商品输出
拿这些钱继续当老大
外汇投资国债
向美国作“双重输出”
赎买发展权
借助美国及其盟国在有效控制全球资源市场和运输通道的硬件条件下构建的所谓的“国际秩序”
借助“国际秩序”
疾驰在投资拉动增长这条单行道上的中国人
消极影响
3. “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
（二）“政府进入”是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主要经验
使城市的失业问题不至演变成社会危机
1997年危机发生后，农业就业人数便逐年回升，从1997年的34840万人逐年递增到2002年的36870万人
农村再次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调节作用
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
从长期看，征地补偿政策对农地功能的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土地资源低价地从农村流出，浪费也相对严重
土地资源资本化过程中还因为收益分配问题而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大量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打造了城市的资产池，但同样难以避免以大量征用农地为代价的弊病
1. “三农”领域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1997年经济周期发生作用，城市需求相对减少，当中国经济转向萧条后供给过剩矛盾显露，粮食价格和农业效益双下降
农村经济衰败趋势
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遂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下吸纳就业人数下降，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
乡镇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
为拉动内需而进行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等，都成了将农村稀缺的资金资源抽向城市的“抽水机”
1998年展开的以降低国有银行风险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
农业和农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取的贷款的份额也越来越小
农村高利贷大面积发生
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资金加速从缺乏流动性农业领域流向非农部门和城市地区
农村金融改革
2. 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最终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成为农村公共物品所需财政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体
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大面积爆发冲突
农村社会关系紧张
小农经济下“政府”“过度动员”农户资源，而又无法解决与分散小农户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问题的结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福建、湖南、山东、江苏、海南省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粗暴对待群众典型案件的情况通报》
由于政权的内卷化，乡村基层工作人员部分地再现历史上的“劣绅化”趋势，并与地方政府形成“劣绅+精英”结盟
精英与被剥夺的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
逐年飙升
1997年以后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飙升
农村的干群矛盾
3. 对农村治理的影响：“自收自支”的乡村治理模式再次呈现危机
（三）本轮危机对“三农”与“三治”的影响
二、危机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延续10年的“国债投资拉动增长”
1998-2008年
带动外资全面进入
加入WTO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和美国第二大债权国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
“中国崩溃论”改为“中国威胁论”
到2008年
对外部资金的依赖
20世纪80年代
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20世纪90年代
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
新千年
中国近30年的对外开放归纳为三个阶段
当时亚洲区表现最为稳定的金融市场
人民币不断升值
中国可能逐步放开汇兑管制的利好预期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受体
促推中国出口创汇经济
国内资金成本过高，压抑了面向内需的国内企业的获利空间
国内
满足了跨国公司长期凭借“低利率+高币值”在中国攻城略地的战略需求
新一轮产业资本国际转移的需求
中国在1998-2008年这两次输入型危机期间陡然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第一的国家
其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也从不足20%上升到超过30%
美国公司产业移出虽然不利于国内就业
助推道琼斯500种工业股票指数上涨
促进了华尔街资本市场的繁荣
海外收益提高
52.2%
2002年
58.2%
2006年
超过60%
2011年
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
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占领了几乎大部分战略性产业的主导地位
1998-2008年这十年间，世界500强全面进入中国
揭开由美国人提出“G2”共治和“中美国（Chinamerica）”的面纱一角
国外
人民币“对内提高利率-对外降低币值”
90年代的危机应对政策
新世纪前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
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
因为中国与西方分别处于人类资本主义文明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上，才会有“被诱致性”的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内涵性改变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历史阶段
从“去依附”到“再依附”的历史性转变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发达国家产业重新布局时，中国以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完善的多的基础设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
1997-1998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利用大规模国债投资修建基础设施
国际产业布局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全球金融资本进一步过剩、膨胀的驱动下，发达国家出现了传统行业向信息产业（军事科技转为民用）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
美国向西欧和日本
苏联向东欧和中国
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巩固地缘控制格局而双双展开的雁阵式产业输出
美苏争霸
20世纪中期
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溢出效应提升了要素价格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
国内劳资矛盾不断增加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
韩国
中国台湾
新加坡
中国香港
四小龙（儒教文明）
同属西方阵营的几乎完全没有制度摩擦的、地处冷战前沿阵地的国家和地区首先承接了这轮产业转移
首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四小虎
“四小龙”地域狭小，资本进一步向“四小龙”周边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处于低谷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第二个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
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承接了以港澳地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转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沿海承接港澳地区的产业转移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
世界进入后冷战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竞争时代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
愈益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
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愈益异化于产业资本
占据单极霸权的金融帝国获取收益方式发生本质变化
层次高端化
产业链整体化
企业组团化
转移的特点
继续转移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
主要表现
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
跨国企业的加工制造缓解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第三次产业转移
20-21世纪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变迁
1. 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大学生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过剩
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业项目平均5年的投资周期后，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总供给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
加剧了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存差已打12519.7亿元，存贷比为69.5%，说明国内金融资本过剩日益严重
资本过剩
三大过剩
购买力不强
导致劳动力工资报酬长期停滞
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
依靠打工获取现金收益的广大农户家庭，消费能力极度萎靡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低迷不振
内需
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
拉动了房地产、基金、股票、期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
金融资本显露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趋势，主要与地产和股市结合
国家金融资本
“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
地方政府因财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垄断，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资的负债拉动投资
地方经济
投资
2006年高达66%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
美国、日本、印度、德国
对外依存度
外需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而基础行业过剩的产能难以被消化的条件下，只能“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来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
出口
中国经济实际在由两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投资和出口）托着一匹“瘦驴”（国内消费需求）极不协调地快速行进
三驾马车
2. 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三大过剩”与“三驾马车”失衡的加剧
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
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的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
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1993-1994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
也与1997-1998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形成的原因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产业的在地化发展
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收益相当大部分留在了“三农”内部
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相对以前）
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
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
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
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
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累积的债务
不想承担债务的唯一手段是大规模增发货币
由于制度规定和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
1. 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
2. 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
建筑业营业税
房地产业营业税
第三产业营业税
营业税（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
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
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发展
地方政府偿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的通道
成为过剩资本争先恐后涌入的领域
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以地套现”
金融资本异化于一般产业之后与地产结合的需求
房地产业的暴利
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
2002年开始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急速增大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
3.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一）危机发生前的国内宏观环境
制度变迁中强势主体为最大化获取制度收益而逐层向外进行的代价转嫁
乡村治理危机
市场风险
自然风险
承载制度变迁的代价
制度风险
农业要面对的风险
即使在乡村的资金要素也愈发难以和农村中候鸟式迁移的劳动力要素相结合
农村稀缺资源大幅度地加速流出
农村的发展缺乏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在“微笑曲线”规律作用下这些进城劳动的人员收入普遍被压低
养老及社会保障仍需要农村来承担
农民工优质劳动力在城市遭受“多阶剥夺”
农村的负担不断加重
最能够体现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所谓“民生新政”的领域，就是已经被各种地方利益集团视为鸡肋的“三农”
主要表现为加强对城乡、东西、贫富等三大差别的统筹兼顾和宏观协调
中国进入产业过剩阶段后，危机应对之策
农民再次得到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的机会
以“第二轮家庭承包”确立基本经济制度
十五届三中全会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轮家庭承包
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目标时，明确指出“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
还作出了“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
2003年1月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后，中共中央在10月召开了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八项战略任务之首
2005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意见讨论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思想
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历史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提法被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支持三农、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筹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推出农村“三项补贴”
2004年
部分省市区“自费”取消农业税
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允许农民互助金融、小额信贷和村镇银行等三种小型农村金融试点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进新农舍，全面推进农村低保；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007年
加大农业综合补贴，提高新农合参保率，全部免除学杂费，修订新的义务教育法，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采取十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2008年
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大力发展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增加预算对“三农”投入，免除农业大县为上级投资配套责任，扩大农业金融和保险试点，对农民购买家电予以补贴
2009年
2003年以来国家惠农政策出台情况
内容
1. “三农新政”出台的背景及内容
“三农”新政和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修复了农村作为“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
这对于纠正国民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的“三大过剩”和“三驾马车”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中国经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使农村资本池的资本存量大大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也提供了大量在地化非农就业
1. 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则本和产能
农村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2. 大量的惠农投入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
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
3. 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原来的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
具体传导机制
使县域经济作为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功能得以加强
2. 农村“资本池”和“劳动力池”调节功能的修复
(二）以“三农”战略为代表的“民生新政”对2008年危机“软着陆”的作用
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
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
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时的8.1%
2008年国内CPI月度最高也达到8.7%
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
0. 危机发生后的情况
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而且涉及投资超过了1/3
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元
试图以此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冲击
从2008年8月——2009年12月，中央政府连续7次发出文件调高相关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外需
1. 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
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
在2008年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早已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的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
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
打造“第二资产池”——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剩余资本的投资，又能够更多地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
县域经济
措施的“超前性”
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民工而言，这点尤为重要
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
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
客观效果
这些内地和农村的基本建设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其引发的征地冲突，以及相关的制度变迁，本质上仍属工业化城市化的制度成本转嫁
制度成本转嫁代价
2. 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三）2008-2009年：第二次输入型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刺激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
1992年
为改革30年来的最高值
1994年CPI高达24.1%
1993-1994年
扩大赤字
增发货币
放开证券和房地产市场
宏观调控
一步并轨为主的外汇改革
分税制为主的财税改革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的国企改革
三大激进改革
完成宏观调控“三年软着陆”
遭遇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
1997年
1997-1998年输入型危机发生之前的演变过程
中国加入WTO带来外资大举进入
2001年12月
中国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
投资过热和对外依存度上升
新政府换届各地开始进入“第三轮圈地运动”
大规模投资恶化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产能
中国经济进入连续超过11%以上的年增长速度
连续高增长
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和数千万打工者失业
导致2009年中国外需下降——进出口同时下滑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
2008-2009年输入型经济危机之前的演变过程
危机前的演变过程
两次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条件，都还是“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资金放不出去
货币政策遇到困难
国债投资基建的原因
“集中力量办大事”
打造了中国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的“第一资产池”
成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
靠国债投资来抵制经济下滑的经验，被后来的经济稳定乃至下一周期的高速增长证明是有效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得中国政府债务率（即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但毕竟极大改善了国内基础设施条件
1998年
国债投资基础设施
与1998年的措施相同的地方
先于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3年就通过财政资金大幅投入而启动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本池和农村劳动力池的建设
中央未雨绸缪
市场化改革虽然因过于激进而支付了巨大社会代价，却还能够在举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大局之中产生综合性的制度收益
1998年住宅货币化改革
银行市场化改革
医疗和教育产业化改制
中央政府排除社会阻力推出包括公共资产在内的物质资产全面进入“经济货币化”改革进程
为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快速推进经济货币化，推高GDP、增大货币总量分母，从而减缓乃至稀释政府增发的巨额债务，创造了基础条件
得以同步消纳政府货币超额增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
放弃对公共品承担责任的“激进改革”创造的短期需求释放为有规模的增量
催生新的需求，大量吸纳货币的作用
随后，这种消费品结构性升级从1999年开始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汽车和住房及其相关消费的增长
一般性的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新增需求
1998年那时总体上还处于上升期
把一般化使用市场手段配置要素的改革提升到“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意识形态化的高度，往往会使政府厉行宏观调控时不得不支付更大的制度成本
基本上完成了“经济货币化”
投资和外需都处于强弩之末
金融资本相对过剩
制度成本却不断积累，无人支付而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
中央政府推动的对于渡过1997-1998年危机很有效的、短期性的加快货币化和资本化的制度收益，也已经基本上被利益集团短期吃尽
2008年却是需求的下行期
市场需求
宏观调控的左右两只口袋还可以互相掏
财政和金融仍然属于中央政府的两个口袋
金融资本还没有异化于产业资本而更多追求流动性获益的独立的资本力量
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完成市场化的金融部门之间形成本质上的对立性矛盾
对立性矛盾
中国银行业主要参照美国模式完成商业化改制之后
财政和金融
这种方式迁延日久所累积的综合债务规模巨大
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资本市场上的热钱大量转向投资于原材料期货，包括石油、基本矿产品、原材料和粮食等
输入型通胀导致国内PPI居高不下
推动增发的货币大量流向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市场，来向其他发展中的实体经济转嫁危机
其救市政策，只能以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本——国债和货币
金融资本为主的服务业经济占GDP85%的美国已经疾驰在不可能回归实体经济的单行道上
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
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化解
国际方面（输入型通胀）
与1998年的不同之处
应对效果
（四）对两次输入型危机应对环境和条件的简单比较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1997和2008年中国两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第四章
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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