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
2023-02-06 16:07:47 25 举报AI智能生成
置身事内，意味着置身于某个事件或情境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状态让人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到所处环境的氛围、情感和动态。置身事内的人会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紧密的联系，他们的行为和决策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种状态下的人往往更加投入和专注，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适应和应对周围的变化。同时，置身事内也意味着承担一定的责任和风险，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和行为负责。总的来说，置身事内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它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知周围的世界。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前言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
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
本书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的时候，则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
微观机制
地方政府的权利与事务
政府治理特点
中国五级政府管理体系
中央—省—市—县区—乡镇
县乡一级，帝制时期的地方精英自治体制，随帝制瓦解而终结
在乡以下的村落，则实行村民自治
我国政府体制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且不断发展变化，非常复杂
中央与地方
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
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党和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政治生活的主题。简单说来，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很难严格区分。本书主题是经济发展，无须特别强调党政之分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
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
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除外交部等个别例外，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
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上级领导与协调
。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权力高度分散在各部门，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所以一旦涉及跨部门或跨地区事务，办起来就比较复杂，常常理不清头绪，甚至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
体制内简化决策流程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在能达成共识的最低层级上解决问题。
官僚体系
所有规章制度都必须由人来执行和运作。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手中，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人事制度都是组织机构的核心
唐朝以后，以科举为基础、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庞大官僚体系，成为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
科举选拔出的官僚，既为政治领导，也为道德表率，不仅是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统一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载体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在公共场合抽烟，让别人吸二手烟，是负外部性；打流感疫苗，不仅自己受益，也降低了他人的感染风险，是正外部性
公共物品和服务边界
人口密度、地理和文化差异
行政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复杂信息
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平级要不断沟通，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
为了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和偏误，降低传递成本，文件类型有严格的区分，格式有严格的规范，报送有严格的流程
激励相容
垂直管理
在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更倾向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比如海关
所有面临双重领导的部门，都有一个根本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到底谁是主要领导？工作应该向谁负责
地方管理
对于更宏观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地方调动各种资源
做任何事都有代价，最优的结果是让效果和代价匹配，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达成目标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很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全民招商”策略，即几乎所有部门（包括教育和卫生部门）都要熟悉本地招商政策，要在工作和社交中注意招商机会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地方通常会给予很多金融支持。比如以政府控制的投资平台入股，调动本地国企参与投资，通过各种方式协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对一些业务比较复杂、所在行业管制较严的企业，地方也会提供法律和政策协助。比如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并没有生产汽车的牌照，而要获取牌照（无论是新发，还是收购已有牌照）很不容易，需要和工信部、发改委等中央部门打交道，这其中企业的很多工作都有地方政府的协助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创造就业是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新设的大中型企业，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多招工服务，比如协助建设职工宿舍、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等。大多数城市还对高学历人才实行生活或住房补贴
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很强的干预能力
财税与政府行为
分税制改革
财政包干及后果
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
财政收入递增包干
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推进改革
分税改革与央地博弈
税收分类
中央税（如关税）
地方税（如营业税）
共享税（如增值税）
税收机构
国税
地税
土地财政
招商引资与税收
给定税率的情况下，想要增加税收收入，要么靠扩大税源，要么靠加强征管
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
一是因为投资规模大，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
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
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相关税收
初探土地财政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2002年，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采用“招拍挂”制度。于是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
税收、地租与地方政府竞争
所谓经济发展，无非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与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将未来收益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为地方政府所用
纵向不平衡和横向不平衡
基层财政困难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省分成，省也要和市县分成。可因为上级权威高于下级，所以越往基层分到的钱往往越少，但分到的任务却越来越多
在东部沿海，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取大量额外收入，一手靠预算财政“吃饭”，一手靠土地财政“办事”。但在很多中西部县乡，土地并不值钱，财政收入可能连发工资都不够
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
基层政府各种工程欠款（会转化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讨薪事件）、拖欠工资、打白条
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彻底废止，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但也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基层财政维持起来更加艰难
加大上级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
是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
是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入激励机制，鼓励基层政府达成特定目标，并给予奖励。比如2005年开始实施的“三奖一补”，就对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县乡政府给予奖励
把基层财政资源向上一级政府统筹，比如2003年开始试点的“乡财县管”改革
地区间不平等
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扩大
由于出口飞速增长，制造业自然向沿海省份集聚，以降低出口货运成本
中央也开始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
工业园区开发：苏州工业园区vs华夏幸福
地方政府债务
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土地价值飙升，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了“土地财政”，还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地方债的爆发始于2008—2009年。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当时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
为政府开发融资：国家开发银行与城投債
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
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
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
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城投公司诞生
发明这套模式的是国家开发银行
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和安徽芜湖市合作，把8个城市建设项目捆绑在一起，放入专门创立的城投公司芜湖建投，以该公司为单一借款人向国开行借款10.8亿元
2003年，在国开行和天津的合作中，开始允许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这些做法后来就成了全国城投公司的标准模式
2010年，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所有贷款中，国开行约2万亿元，四大行2万亿元，城商行2.2万亿元，其他股份制银行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计1万亿元，城商行已经和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
城商行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2015年，七成左右的城商行的第一股东是地方政府
在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金融资源和融资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掌控至少一家银行，方便为融资平台公司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
城商行为融资平台贷款存在两大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需要中长期贷款。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提供中长期贷款。但商业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短期存款，与中长期贷款期限不匹配，容易产生风险
四大行的存款来源庞大稳定，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期限错配。但城商行的存款来源并不稳定，自有资本也比较薄弱，所以经常需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容易出现风险
城投债
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其次是发行债券，即通常所说的城投债
好处
，把债券卖给广大投资者可以分散风险，而贷款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
债券可以交易，价格和利率时时变动，反映了市场对风险的看法。高风险债券价格更低，利率更高。灵活的价格机制可以把不同风险的债券分配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提高了配置效率
地方债务与风险
地方债务总额在2015年到2017年间约为四五十万亿元，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
我国地方政府借来的钱，并没有多少用于政府运营性支出，也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那样去支付社会保障，而主要是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四项重要改革
债务置换就是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
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
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
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
官员上任的前几年，土地出让数量一般都会增加。而新增的土地供应大多位于城市周边郊区
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工程，比如地下管网。所以每逢暴雨，“看海”的城市就很多
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明确在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时，要看“全面工作”，“看推动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和实际成效
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政绩非常重要，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只要工作业绩不能百分百清楚地衡量（像送快递件数那样），那上级的主观评价就是重要的，与上级的人情关系就是重要的
人情和业绩之间可能互相促进：业绩突出容易受领导青睐，而领导支持也有助于做好工作
腐败与反腐败
政府投资和土地金融的发展模式，一大弊端就是腐败严重
腐败现象的特点
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这与“腐败危害经济”这一过度简单化的主流观念冲突，以腐败为由唱空中国经济的预测屡屡落空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腐败的类型
“掠夺式”腐败
“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
长期偏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本收入占比高而劳动收入占比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偏慢
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把大量资金浪费在效益不高的关系户项目上，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
权钱交易扩大了贫富差距
地方上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不仅可能限制市场竞争，也可能破坏政治生态，出现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
习惯了旧有工作方式的地方官员在反腐高压之下难免会变得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2016年，中央开始强调“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要破除“为官不为”
“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宏观现象
城市化与不平衡
债务与风险
国内国际失衡
政府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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