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学习地图

能量积蓄中的晋商

经商是为了赚钱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晋商赚钱讲究“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货真价实、斗满秤足‚不赚黑钱‚不赚昧心钱‚要赚正大光明的钱‚与顾客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和谐的买卖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在诚信经营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明晰企业产权非常重要，经过反复长期实践，大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破解了企业数百年的明晰产权与经营绩效问题。

和     衷     共     济

晋商的经营之道

汇通天下

晋商以实业起家，靠金融业辉煌。但并不是单打一，而是实行混业集团经营、银企联动互济。许多票号把本号的资金贷放于本家商号店铺，手续简便灵活；本家商号赚的利润又存放于本家票号，资金周转快，经营效益高，有效破解了现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审批时限长、成本高绩效低的难题。其资产经营灵活便捷。

晋商的发展史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

明代的晋商起初是以盐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大商人都是靠盐而富，在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之后，有一些盐商仍然作为边商经营盐业，还有一些移民到新的盐业中心扬州或迁至他地。同时，他们也经营铁器、丝绸、桂花、烟叶、纸张等商品。这时晋南的商业开始衰落。清代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一直是多元化经营的，所谓“上起葱蒜，下至绸缎，无所不为”就是这个意思。但在经营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板块，各板块被称为“帮”，即船帮、驼帮和票帮。“船帮”主要从事对日贸易，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文房四宝、药材出口到日本，并从日本进口铜。中日之间的贸易借助于船，故而称为“船帮”。这一帮的主营者是介休的范家。当年这一帮的贸易巨大，获利也相当可观，但在乾隆后期，范家被查抄之后，就完全衰落了。这一帮的兴盛是在清代初期。“驼帮”是指对蒙古和俄国的茶叶贸易，由于在张家口以北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故称为“驼帮”。“驼帮”从清初开始，到民国初结束，一直是晋商的主业。几乎所有晋商的大商人，如曹家、乔家、常家、渠家等都参与了茶叶贸易，并以之为主业之一。“票帮”是从事票号业的商人。如果以道光三年（1823年）成立的第一家票号算起，到民国初年票号业衰亡为止，“票帮”也就存在了一百年左右。但票帮的兴盛却是晋商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晋商至此达到了顶峰。在清代，全国共有51家票号，其中43家为晋商所有并经营，而这其中总号设在太原者仅2家，其余41家都在清代晋商的中心地祁县、太谷和平遥，仅在平遥的总号就有22家。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

明朝的晋商“开中制”&食盐贸易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的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赚钱后，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感很强，投资修桥、铺路、建校、盖庙之举数不胜数，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政区化方向转变。加之各地地理、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批特色城镇。

开     拓     进     取

日昇昌票号创立时间最早，延续年代最长，网点分布最多，经营管理之善，经济效益之好，凝聚了晋商文化之精髓，开辟了时代金融之新径，实为中国第一票号。在日昇昌最深的院落里挂着一块由道光皇帝所赐的匾额，上书“汇通天下”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是票号的志向，也是它收入的主要来源。“汇通天下”就是可以用汇票把钱款汇兑到天下的任何地方。票号的主要业务当然是汇兑银钱。票号早期的业务主要是票汇和信汇，晚期出现电报后才有了电汇业务。票汇就是用汇票来完成钱款的汇兑。具体做法是，当汇款人缴纳汇款之后，票号开给一张汇票，汇款人把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便可凭汇票向票号取款。汇票的内容通常包括汇款人的姓名、汇款金额、汇往地、所汇银两的平码（成色）、兑取时间、经手人姓名等。汇票用带有水印的纸专门印制，每批都有一定的量，只要报废，无论何处，必寄回总号。汇票由专人书写，并用暗号代表各种数字（密押制）。

晋商先后构建钱庄、账局（同城资金清算）、票号（异地汇兑）、当铺（城乡当物支钱）、印局（短期借贷，每逢春夏青黄不接之机发放印子钱）、银楼（打造金银首饰，兼发行小额钱票），解决城乡和不同地域的物资流通和资金结算。晋商还利用开辟的茶叶之路、大小西路、海上商路、张库大道、粮油古道，大量投资三产，通过长途卖粮、贩茶、运铜、出售皮毛、交易丝绸，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现代物流运输业的先河。

春秋时期，运城这一带属于晋国。晋文公重耳利用这个自然优势，以商强国。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使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裕的晋商。《国语》中记载，绛邑（今运城市绛县）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六）银企一体，资金高速流通周转

山西商人的八大创新

（二）重视信息交流与传递，审时度势，预测行情

（三）海外投资，跨国合作

（八）投资公益，带动城镇和社会公益福利事业

（四）适应顾客消费心理，奉行用户至上的经营方针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当时山西平遥有个叫李大全的人开了一家颜料坊，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为安全起见，有个朋友托李大全把钱放在北京的分号里，再由李大全给他们开个条子回山西平遥的总号去兑换银子。李大全的掌柜雷履泰听到后，脑海里灵光一闪，他捕捉到这不但是个好创意，还是一个好商机，于是劝东家干脆把颜料坊改成票号，办理银钱的异地汇兑业务。李大全一听，主意不错，马上照着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后来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日昇昌”票号，就这么诞生了。

早期

票号的另一项主要业务是存贷款。山西票号建立后，由于业绩好，信用卓著，所以“无论官商士庶，积有金钱，皆愿储票庄，冀图保重。上而公款，如税项、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而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藏等，无一不存票庄之内”。官府信任票号，加之票号注重与政府的关系，所以存款中以官款为主。私款以官吏的存款为主，商人则因为票号利率极低，通常把款存在钱庄。票号存款分为活期、定期两种。前者被称为“浮存”，随时可以支取，不付利息。后者被称为“长期”，期限通常为3—6个月，也有一年以上的，月息在三四厘左右，不到民间利率的一半；如提前支取，则无利息。票号吸收的存款除用于汇兑业务周转之外，也用于贷款。贷款的对象多为官员、商号、钱庄。利率差别很大，高的达月息一分，低的仅四五厘。一般而言，对官员的贷款利率最高，普通商号次之，同行业票号之间最低。在不同票号中，平遥帮（指总号设在平遥的票号）最低，祁太帮（指总号设在祁县和太谷的票号）最高。票号放贷只凭信用，无须抵押。贷款也分为短期与长期，短期为1—3个月，长期以一年为限；如到期不能偿还，要再办理借贷手续。此外，票号还有三项次要业务。一是发行银两票。清代前期，钱庄已有这项业务。票号发行的银两票类似于国外的银行券，可以随时凭票兑现，也可以用于流通。在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常有官员及各色人等随身带银票以备行贿用的描述。例如，求见某大官时，给门房塞一张银票，以使他通报时美言几句。这里说的银票就是这种“银两票”。

晋商是以店铺实体起家，但敢于大胆创新尝试，乔家在包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期货雏形“买树梢”，比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50年。清代晋中商人在寿阳粮食市场进一步发展了粮食期货贸易。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中将其概括为：“买者不必出钱，卖着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这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

晋商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掌拒必须具有远见卓识以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地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健。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市场行情、索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总号对各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连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  各商号所写信函的内容十分广泛，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失落，得者也难晓其意。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绝不让点滴信息落入他人之手。

（一）人身顶股，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经     世     济     民

清朝的晋商船帮、驼帮、票帮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后改名为复盛公）。\"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众所周知，祁县乔家的商业是从包头起家的。在过去的包头城，许多冠以“复”字的商店鳞次柿比，均是乔家开设的。乔家最早的店铺叫复盛公，后来发展成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十九个门脸。其中复盛油坊是其经营胡麻油的专营店。胡麻是内蒙一带盛产的油料作物，乔家落脚包头就瞅准了这笔买卖，开展了榨油卖油的业务。后来，乔家的企业发展了，就建立复盛油坊专做胡麻油生意。复盛油坊的胡麻油榨制精细，品质优良，在包头一带占据垄断经营地位，远销关内外各地，很受顾客欢迎。“北路胡麻油”的牌子在长城内外打得很响。有一年，乔家复字号复盛油坊名下通顺店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告诉乔致庸。乔致庸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挽回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于是他命顾天顺和通顺店李掌柜连夜写出告示，贴遍整全城，说明通顺号掺假事宜同时，凡是近期到通顺店买过胡麻油的顾客，都可以去店里全额退银子，以示赔罪之意。尚未卖出的胡麻油立即伤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并以此事教育员工:“商家是要追逐利润，但绝不干损人利己的事。”这次胡麻油事件，虽然商号蒙受不少损失，但因其诚实不欺，信誉昭著，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近悦往来，商业更加繁荣。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的选择。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古人采盐

给边关将士运输粮草

（三）同业交往稳重谨慎，笃信“和气生财”

（四）金融创新、经营期货

晋商的启示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五）股份经营，资金增值

诚     实     守     信

晋商之间的横向联系不仅表现在商号之间资金的互相“拆借”，而且其它横向联系的形式和内容亦十分丰富。大盛魁在质童第一的原则下选定适当的铺号，便世代与之交往，永不变更。当这些小手工业匠铺发生资全困难时，大盛魁还给予借垫，这样不但保证了商品的质量，密切了同这些匠铺的关系，而且确保了货源，为长远利益打下了牢固基础。正由于晋商重视与社会各界和睦相处，笃信“和气生财”，称业务往来共事多年的同行为“相与”，因而各商号都愿与晋商往来生意，建立联系。

晋商家族

明代晋商在初创起家阶段，大多实行的是伙计制，一人出资，众人合伙经营。到清代晋商股份制日益完善，有银股（资本）、顶身股（人力股）、故身股（对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死后仍在定期发股，大德通经理高钰身后子孙仍享受20年股份分红），大盛魁创立了东方中国土生土长的股份合作制（资本银股、人力顶身股、生产技术经营要素股），协调了千百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

正是一代又一代经商成功者的榜样逐渐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也是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础。当我们沉醉于晋商的辉煌时，不应该忘记这个漫长的积淀的过程。正如我们赞叹罗马城的雄伟时，千万别忘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务     实     经     营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着“奔驰”之类的名车，穿着“阿玛尼”这样的精美服装在王侯之间行贿、游说了。可见，他们已经有了巨大的财富和上等的社会地位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称霸时间长达一百六十年，是五霸中最长的。晋国也是最早进入封建制的地区之一。

明清鼎盛的晋商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朝廷

三个最，

（二）商业信用，标期结算

积贮之理

“开中制”允许商人加入盐业贸易，山西历来有经商的传统，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又有资金与人才的储备，山西人还长期与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有贸易联系，向北部边疆运粮也是轻车熟路，晋商（以及陕商）就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发展起来了。盐业生产的开放，增加了产量，促进了贸易。在宋代，潞盐最高年产量为8 000多万斤。明代实行民营之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年产量达2.8亿多斤，增加了近2.5倍。“开中制”是盐业的“国退民进”。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做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随着山西人把买卖做到更广泛的地区，他们之间需要互助，于是形成了“纲”，形成了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晋商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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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票号--平遥日昇昌

隋唐时，山西文水人武士彟是一个大木材商。富到什么程度呢？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得到了武士彟财力上的有力支持，以后武官至礼部尚书，封应国公。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父亲。武则天是靠经商成功的父亲进入唐朝宫廷的。

（七）构建金融体系，投资三产物流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一则小故事

企业间的三角债、多角债纠纷古来有之。晋商注重商业信用，通过合伙经营、东家委托授权经理、通过银行印鉴、密押、暗码、旅行支票、票据扎差清算、标期结算等规章制度解决信用和债务问题，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当时没有工商、税务审批监管部门，尤其是在商号店铺之间流动资金结算方面按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订标，实行标期结算清账，谁失信顶标违规者自然淘汰，大家就不和他做生意，从而有效防范了金融债务和风险。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发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山西商人根据用户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愿望。如蒙民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加工“三九”砖茶。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科纹布制衣，它便大量购进，以满足牧民需要。对于蒙民和喇嘛专用的物品，大盛魁则实行专门订货，绝不随意采购。如蒙软、马毡、木捅、木碗和喝奶茶使用的器皿以及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技术精湛的工匠特别定制，从而保证了商品品种齐全、质量过硬。为了多做买卖，他们还精心研究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尽力迎合消费者心理。蒙民不长于算帐，他们就把衣料和绸墩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蒙医治病习惯用72味、48味、36味、24味等4种药包，大盛魁就将中药按此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饺子，经过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旅蒙晋商鉴于当地缺医少药状况，掌柜和伙友都初懂医术，备有针炙器械，并随身携带简单通用药品，边做生意边医治小病，颇受蒙古牧民的欢迎。他们通过义务医病，代为购销物品等活动，疏通彼此情感，建立友谊，致使有的顾客教十年不变。总之，不论什么商品，只要蒙人需要，他们就经营，真可谓服务到“心”了。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 [1])  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汪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第一代晋商的财富也许不如以后的晋商，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史记》记载，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并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被称为“积著之理”的成功经商之道。

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发放“盐引”

山西商人依靠票号汇通天下，成也票号，败也票号。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蔚丰厚京城分号经理李宏龄率先倡议，提出票号联合组建晋省汇业银行，驻京的各票号经理在一年内给平遥总号连发了数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蜗居在平遥大院里的股东们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指斥李宏龄等人是企图“自谋发财耳”，如果各地再来信函游说，总号将不予讨论，直接束之高阁。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感慨到“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重文轻商、重本（农业）抑末（商业）、重义轻利的。“士农工商”，商为末。但山西人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明代形成晋商时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是什么驱动他们把“学而优则仕”改变为“学而优则商”，甘心当一名纯粹的商人？

中后期

晋商

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

戏剧性的诞生

日昇昌票号创立时间最早，延续年代最长，网点分布最多，经营管理之善，经济效益之好，凝聚了晋商文化之精髓，开辟了时代金融之新径，实为中国第一票号。

（一）诚信经营，两权分离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晋商具有全球的眼光和开放意识，他们大胆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开放经营。《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旅蒙商在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出巨资控股和俄罗斯商人合作开办远东商业银行，后称东亚银行。五口通商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罗斯道胜银行陆续来华和票号合作。一位在上海的汇丰银行经理曾说，山西商人信誉极好，合作二十余年从无一位不讲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国人都把山西人办的票号称为山西银行。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第一代晋商的诞生

晋商精神

顶身股是山西商人资本经营中的一大特色，其前身是伙计制。这种伙计制到清代后期，发展成为顶身股制。所谓顶身股制，又称身股制俗称“顶生意”，即商号伙友除每年应得工资外，根据其资历、表现以及对商号的贡献，可以顶 1 厘至 1 分（10 厘）的身股，但是能顶上身股并非易事。学徒初入商号不满 1 年者，基本上是只管饭吃，不付工钱。待学徒期满升任职员后，以能力定工资，工作满 10 年以上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酌顶身股。对无培养前途或品行不端的伙计一般不授以顶身股资格。顶身股最高者为掌握（经理），一般为 10 厘，最多 1 分 2，最少 8 厘。协理、襄理为 8 厘、6 厘、5 厘不等。一般店员和初顶生意者大多为 2 至 3 厘。到年终，根据每届帐期的盈利多寡，东家银股与职员顶身股共同参与红利的分配（一般商号较好的年份，一个帐期每股可分 2000 至 3000 两白银或银元。）票号对顶身股人员，每逢 3 年计算的时候还要进行一次赏罚。工作校好者酌加顶身股 1 厘，优秀者加 2 厘，工作表现为劣等者，不但不能增加身股，而且还要给予降职处分。晋商通过顶身股制度的实施，将职工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商号的凝聚力。

二是票号代办捐项。清朝有用钱买官的捐官制度，朝廷卖官、百姓买官是合法的。京外人士捐纳官职，监生来京往返不便，就由票号代办此种汇款。票号还利用其在官场的关系代办各种手续。这既方便了想买官的人，又为票号赚了钱，同时也强化了票号与政府的关系。三是平色余利。“平”指天平，“色”指银子的成色，“平色”就是所汇兑之银子的重量和成色。当时，各地银两的平色极不统一。票号曾把各地银子的平色编了一套“平码歌”（现在日昇昌的墙上仍有）。票号在收取汇兑的银子时，挑剔银子的平色，并在秤码上小施手法以减少分量。这对客户的损失极小，很少有人计较，但积少成多，票号就获利了。票号在通过这些业务便利、资金流通实现“汇通天下”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昇昌共盈利583 000多两银子，其中汇兑收入为309 000多两，平色余利为2 500多两，其余就是存贷款利差和代办捐项收入等。道光皇帝向日昇昌赐匾，说明了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地位。整个清代全国票号共计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开。晋商的这43家票号在国内及国外共有分号600余家。所以，道光皇帝称票号“汇通天下”还是有道理的。

第一代晋商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生存需求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求生存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产生商人，唯一的条件是这里出产人们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不出产的东西。对晋商兴起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这种东西就是被古罗马诗人荷马称为“神赐之物”的盐。盐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易传·系辞》中记载远古时山西南部“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这个结论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