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读书笔记
2023-12-15 22:26:18 1 举报AI智能生成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序言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域下
马克思主义女权问题的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解放
市场及其“外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外部
阶级（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统治阶级占有资本
被统治阶级
劳动者
由于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的人
劳动力商品
买方
卖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是关于市场的精妙的理论分析
资本家们不仅仅只会一味地将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心地为人于劳动者地本能”
鼓励生育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区别
家庭
家庭“位于阶级分析之外”并不意味着家庭领域位于阶级统治乃至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外部”，更不意味着自由
女性的确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进入了资本的直接统治，然而即便仍在家庭之中，她们也会受到资本统治
经济傍人bili
他人抚养
女权主义的发展
家庭承载市场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是劳动力市场的终端，承担着人的投入和产出
家庭并非本能地被放置到“自由放任”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制度。这种角色是规范和权威以性和世代地形式不均等地进行分配地权力关系。
马‘的局限性
阶级分析并未包含家庭内部的权力不均等的讨论，那是因为其分析对性和年龄（权力的分配差异）的问题付之不问）
市场
女性进入市场，她们未必能够当成“市民”
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只要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就只会劳动力市场的奴隶
统一
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通过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一历史地固有形态，以互“辩证”的关系而存在。
二者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
家务劳动论争
理论部分
“家务劳动”的发现
定义
“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社会劳动）》私人劳动
原因：家务劳动的具体条件是私人的
随着社会发展，家务劳动中的很大部分被市场化-食品化
洗衣店/洗衣机
区别于 家庭内劳动
共性
均是 供自家直接的消费的生产劳动
区别/角度
“农业固有的”还是“非农业固有的”的循环性“定义
家务劳动
在城市化-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
有无收入的工作
是否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直视家务也是一种劳动：但是一种被无偿剥削的，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劳动
无偿家务劳动延展资料
打扫卫生、照顾家人：无偿家务劳动伤害女性身心
关爱妇女，请从尊重家务劳动开始
离婚时 全职妈妈有权提请家务劳动补偿
以爱之名的劳动
意义
女权主义抗争的理论武器
使家庭主妇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高了自身女性权利意识
不合理性的原因
给 爱 和 母性 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
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爱“
夫为妻纲：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爹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
子为母纲：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家庭-女权主义的悖论
概念
家庭主妇
承担非雇佣关系的家务劳动的女性
夫人
不劳动也无碍，也就是可以使唤仆人的地位
家庭佣人
定义
从事家务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的雇佣劳动者
产生原因
阶级因素
妻子的生产性远比家务劳动者，保姆等育儿劳动者的工资成本要高
历史进程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第二次家庭主妇论争
时间轴
1960年，《朝日期刊》中矶野富士子的论文开启第二次家庭主妇论争
”家庭主妇的劳动“为何”有用但却不产生价值“
水田珠枝率先提出通过”家庭主妇的养老制度“而实现”家务劳动有偿化”的讨论
局限
理论性
这个时期有关女性的讨论正处于向女权主义转变的时期，对现有的各个学科的要求仍旧不成熟
实践性
矶野和水田所提出的”家庭主妇劳动“问题，就女性运动整体上来看可以说仍是”隐形“的问题
当时经济形势不允许：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60年代末之后激进的妇女运动展开了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论争
定义
以家务劳动，之后升级为 家庭内劳动为论争只要点
主要观点
70年代
莫利纽克斯
玛格丽特 本斯顿
从生产手段中的女性固有关系 中明确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压迫，并试图将其与阶级分析相结合
达拉科斯塔&塞尔玛 詹姆斯
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的家务劳动称为“劳动力商品”
最核心商品的劳动
80年代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在主张“家务劳动工资化”这个不现实的要求的实践活动中渐渐孤立无援，走向自然衰亡
转向社会语境下的“女性和劳动”问题，即女性的双重劳动，劳动的性别隔离，以及薪酬劳动和无偿劳动阿关系等问题上
背景
进入80年代的女性运动全面衰落
在女性问题上，主张给予女性一定公民的社会主义阵容，他们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种虚情假意的门面主义
面对撒切尔政权下社会主义阵营的衰退所带来的全面危机，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被视为分派运动
70-80年代以来，全职家务劳动者锐减，即薪酬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双重劳动成为了历史现实
代表人物
塞科姆
汉密尔顿
贡献
发现了“家务劳动”本身
诠释了
家务劳动是劳动
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拓展，探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限度
阶级分析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其进行探索
如何改变马克思主义并拓展其使用的可能性
增加什么概念能够补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了三个概念”
父权制
解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父权制这一历史固有样式中压迫女性的问题
在生产
意识形态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的定义
在激进女权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观点
凯特 米利特 & 朱丽叶 米契尔
将父权制的起源看作为心理精神层面的东西
哈特曼
拥有物质基础且存在于男性间的阶级制度关系以及最终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只存在于男性间的一系列的社会关系
索克勒夫
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
濑地山
基于性的，权力由男性主宰且分工被固定分配的一种关系和规范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
“父权制”概念的核心是性统治中存在的“物质基础”
提出
废除父权制不是通过改变每一个男性的态度，扭转每一个男性的意识而达到的。
只有通过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物质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
注意
父权制存在于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渗透
就算不进入一夫一妻关系（单身/离婚）就不能从性统治下逃脱
“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都是非自由的，无法逃离父权制的陷阱
浪漫爱情
从未开化社会到工业社会，社会中的男性成员都通过种种制度性手段
合谋达成了剥夺女性成员的权利以维护其共同利益的目的
合谋达成了剥夺女性成员的权利以维护其共同利益的目的
“父权制的策略”
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
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其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中
再生产女性的劣势地位并不能解释女性在生产中的不利地位，
反而是男性集团对女性的组织性排挤和贬低迫使女性不得不忍受她们在再生产的不利地位
反而是男性集团对女性的组织性排挤和贬低迫使女性不得不忍受她们在再生产的不利地位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对家庭阶段性的理解
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的世俗观点
家庭被视为脱离公共性竞争社会的避难所，给予慰藉和平安的最后的私人据点
家庭被认为是没有算计和功利的，无私的共同体
女权主义者的观点
家庭中明显存在着男性统治和显而易见的经济压榨-会被它所带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
爱的共同体 神话已经遭受性统治现实之坍塌了。
物质基础
道非对父权制的理解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这便是“父权制”的经济基础
父权制是当今工业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体制
作者对于家庭共同体神话的看法
我们能需要对家庭是共同体式的这种论说持保留态度
我们需要分析在家庭这一制度内部发生了什么
家庭是按照性和年龄（世代）组合原理而形成的制度
按照性和年龄把分工和诠释进行不均等地分配
父权制是指家庭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
女性-阶级？
观点
女性的受压迫有其物质基础
作为无偿劳动的家务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所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事实
即使在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家务劳动也不过是父权制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劳动
意义
给女权主义的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再生产的理论
生产至上主义
女性是生产者的同时，通常也是再生产者
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女性都是生产者，都没有失去其生产者的身份
“再生产劳动”
“丈夫这种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和生育“孩子这种下一代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
“影子工作”
定义
市场之外劳动是没有被合理支付薪酬的劳动
问题
影子工作并不是以“主妇劳动”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它在家务劳动的分析上有诸多的不足之处
从其命名即可得知，影子工作并没有指明处于阴影之中的劳动呈现何种实体性特征
伊里奇所举出的主妇所从事的影子工作的经验性对应项中，不知是其故意还是不经意，仅仅只包含了做饭、洗衣等各项工作，轻视了养育孩子这一项再生产劳动
时至今日，家务劳动论已累积了相当程度的理论基础，但遗憾地是，
至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都未曾真真正正地以“再生产劳动”为中心论述过
至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都未曾真真正正地以“再生产劳动”为中心论述过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再生产”（reproduction）
含义
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
劳动力的再生产
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
将女性作为“生育的性”的生物学宿命视为性压迫的基础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提出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非互相冲突的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社会是可行的
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是不可兼得的关系，由此，
作为再生产者的女性必然地成为劣等的生产者。
作为再生产者的女性必然地成为劣等的生产者。
观点
生产孩子与生产文化不能兼顾
女性生产孩子
所以只有男性才能生产文化
反驳
认为再生产与生产是冲突的，这一观点的前提在于，人们在其最大限度的生存线之上竭尽全力勤于生产活动
只有当再生产被按照性别分配给女性的时候，对于女性而言，再生产才会同生产相互冲突
在再生产比生产活动更加重要的社会中，女性的再生产力只会提高女性的地位而不会使其降低
再生产的政治
性（sexuality）的占有
再论父权制
“再生产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
组成
“由性进行的统治”
性自由的决定权
性倾向自由
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
性观念自由
母性在前还是女性在前的问题
把女性的性仅仅封闭在其“身为母亲”的身份中，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压迫。一直以来，女性正是因为“身为母亲”，她们的性（sexuality）才被剥夺了。
演变
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的转变，而是由于其“作为母亲的角色”的转变。
性同意自由
婚内强奸
尽管婚姻中丈夫实施性行为的权利以及夫妻间发生的强奸是一大问题
难取证
生孕的自我决定权
代孕妈妈（surrogate mother）
定义
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
例子
1987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Baby-M事件”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佛伯尔
子女的数量取决于将来孩子给父母带来的经济价值（利润）与养育孩子的费用（成本）间的平衡
孩子带来的利润与成本的平衡由以下两点决定：
一生之中孩子对父母的经济贡献程度
养孩子的花费在家庭中丈夫与妻子之间并不均等的分配［Folbre，1983：278］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其“不对等的”教育支出也急剧增加
孩子生育成本提高的观念转变
曾经，孩子的成长不花时间且他们具有的一定的经济价值，父权制从这里发现了“大家庭”的价值
期待孩子成为高收益且高质量的劳动者
自义务教育和工厂法规将孩子从劳动中驱赶出去之后，不仅孩子所拥有的经济价值降低
社会化的时间和教育费用却在增长
生育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表面
男性会有诸如自己为心爱的妻儿辛辛苦苦赚钱之类的借口
事实
女性以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支付实物费用（即劳力和时间）而并非支付货币费用（即金钱），并且如果将这种实物费用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实际上将超过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
女性为了负担上述实物费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货币收入（误工费），即便之后再就业，那段离职时期将会成为不利条件使其终身背负无法挽回的差距
当下对女性而言，离婚是代价极高的“解放”。
她失去了经济价值
她需要抚养经济依存期变长的孩子，并且不得不一个人负担再生产的实物费用和货币费用。
孩子归属
演变
前近代式的婚姻
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
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
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
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孩子冠为父姓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
改善
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被归为女方。
问题
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
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
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冠姓权
“由世代进行的统治”
世代间的统治
孩子的归属与对孩子的统治并无直接联系
养老的社会费用由谁来承担
养老金
欧美的“福利国家”的养老责任历来是由许多公共部门来接管的。
养老金对于中产阶级的魅力就在于，与其说是自己将来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如说是此时此刻可以无需照顾父母的一种保证。
投入成本教育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回报”父母。
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哀叹自己尽心尽力养育的孩子自私自利而“不知恩图报”
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哀叹自己尽心尽力养育的孩子自私自利而“不知恩图报”
成因
教育这一投入资本是一旦投入便无法从当事人手中夺回的，也无法以分割财产的形式由下一代掌控。而如果是物质性的财产，那么父母在临终之前，有权决定把财产的大部分留给最孝顺的子女
当孩子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会反抗父母的权威，会反抗父母对自己的人生的操纵。
原理
“孩子对独立的要求”（莫顿）与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二者产生矛盾，使孩子产生巨大的怨恨（ressentiment）。正如女人不是单纯的再生产手段一样，倘若孩子也不是单纯的再生产物，而是有着自我意识的主体，那么这种矛盾就无法避免。
女儿的价值
在老龄化社会之中，对于年老的父母而言，成年女儿的价值越发增值。
随着老龄化和年老后顾之忧的增加，跟父母同居之中，比起父系同居，更多人选择母系同居。
原因
实物费用所包含的心理方面的重要性
实物费用的负担逐渐增加，已经达到货币费用无法购买的水平。
父母年老后的照料者由儿子转为女儿，这并不意味着父系制度转为母系制度，更不意味着父权制的结束
孩子的反叛
付出所有牺牲的单亲母子家庭中的母亲，大多会加强对孩子的统治支配。
孩子的受压迫和反叛是同女权主义相关的重要问题。
父权制的废除
女权主义者的要求
调整再生产费用在两性之间不均等的分配
终止世代间的统治
作为自身权利，孩子对于再生产费用的支付享有所有权（不是家庭津贴，而是儿童津贴）
能够确保支付老人至少能够独立的养老金以及公共养老服务。
对于每个父母而言，这就导致了再生产的高成本低回报。
学者观点
加里·贝克尔
“孩子的费用或者价格的上升会导致孩子数量的减少”，并且他将孩子看作是一种“消费品”（consumption goods）。他说，对于父母而言，如今，孩子已经成为一生之中仅有的一两次下定决心购买的一种奢侈的耐用消费品。
福尔布
主张成年孩子的经济价值和孩子对于年老父母贡献的重要性，但他也同样指出，从暴增的再生产费用来看，孩子最终成了一种“奢侈品”（luxury）。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沃尔拜沃尔拜将历经二十几年由女权主义者
发展起来的性统治理论归纳性统治理论分类
发展起来的性统治理论归纳性统治理论分类
性统治在理论上是无意义的；
将性统治归结于独立的父权制；
Ⅲ则是无视阶级分析的性统治分析（激进女权主义），它们都是极端的一元论。
一直以来，激进女权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批判激进女权主义，二者对彼此的批判都是指出对方理论中所存在的一元论的局限性。
双方的批判虽有妥当之处，但是即便将一种一元论替换成另一种一元论，也只是在重蹈覆辙而已。
将性统治归结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
性统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
它是形成资本主义式父权制这一单一机制的（资本主义下的）父权制的产物；
它是形成资本主义式父权制这一单一机制的（资本主义下的）父权制的产物；
性统治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机制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补论 对批判的回应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演变
&家庭的革新
&家庭的革新
书本目录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演变
原有书本框架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一期
工业化与家族的瓦解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近代家庭的形成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家的发明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二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Ⅰ期女权主义运动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Ⅱ期女权主义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三期
M字形就业形态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女性的双重角色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80年代的改革
家庭的革新
家庭的革新I
人口资源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自由”
家庭解体--危机论
“中断-再就业”型的陷阱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家庭的革新II
移民劳动者
“中断-再就业”型的阴谋
再生产的QC思想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自己梳理的脉络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父权制社会的变化
社会最基本再生产单位的演变历程
工业化与家族的瓦解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近代家庭的形成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家的发明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自由”
家庭解体--危机论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苟合和妥协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人口资源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自由”
移民劳动者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再生产的QC思想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女性与职业关系的变化
一战结束时期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的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M字形就业形态
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成因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已婚女性从家庭向外面推的推力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女性的双重角色
“中断-再就业”型的陷阱
“中断-再就业”型的阴谋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女权主义运动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Ⅰ期女权主义运动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Ⅱ期女权主义
80年代的改革
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起因
国家、企业、家庭——革新的时代
时代背景
资本主义与暂时处于协调状态的资本主义“外部”的各个变量——
国家、人种和家庭等达成和解的时代
国家、人种和家庭等达成和解的时代
经济与周边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关系却并非处于需要重建（restructuring）的时期
市场组成的参与者
国家
国家是权力，而权力无须遵循市场规则
“近代国家”也是资本主义与国家达成历史性妥协的结果。
企业
企业虽然进行着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但企业的内部结构却丝毫没有依照资本主义式结构建立
相关研究
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行为
管理学主要研究企业组织
工会
这种组织已经变成了企业组织的缩影
但由于它欠缺从管理角度出发的组织论，
工会组织其实比企业组织更加死板落后。
工会组织其实比企业组织更加死板落后。
家庭
不仅仅只有家庭急需重新调整与市场的关系，
国家、企业也试图进入与资本主义调停的新阶段
国家、企业也试图进入与资本主义调停的新阶段
国籍
人种
性别
年龄
其他
日美贸易战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市场的胜利”
市场外部因素的“日本式管理”给市场带来了效果
在市场理论之下，组织经常被置于“黑匣子”之中。在组织中，历史、文化、习惯等非市场性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说家庭在市场中如代理人一般从事着经济活动，但家庭内部丝毫没有被市场化。
企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代理人，但其内部结构也丝毫没有被市场化
女权主义的时代探讨
女权主义引入了“性”这一视角，因此它可以尝试做横跨各个领域的总括性分析。
从性统治这一分析视角出发，其本身也存在着局限。
因为女权主义并不涉及种族主义以及年龄歧视等问题。
而将女权主义称为“所有歧视”的解放理论，这其实是一种越权行为。
而将女权主义称为“所有歧视”的解放理论，这其实是一种越权行为。
女权主义虽然在性统治问题上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但却没有解明种族歧视的运作机制。
正因如此，当下女权主义需要做的是，提出一种兼容国家主义、种族主义、
年龄歧视等其他各种关于歧视的理论，并构筑起一套有关压迫机制的多元化理论。
正因如此，当下女权主义需要做的是，提出一种兼容国家主义、种族主义、
年龄歧视等其他各种关于歧视的理论，并构筑起一套有关压迫机制的多元化理论。
主张
与其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市场和家庭的理论”二元论化，不如应该将眼光投向包含国家、人种等要素的更多元的理论
与其试图用经济语言将一切事物进行一元化的描述，倒不如去探讨市场与市场外部问题——
市场是如何被市场外部领域包围着的？而市场又是如何依存于市场外部领域的？
市场是如何被市场外部领域包围着的？而市场又是如何依存于市场外部领域的？
批判经济学
生活与生存 概念的探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活。
经济学的演变
当经济学一词从“oikos的学科”（Oeconomia）演变为Economy的时候，
“经济”的概念就把“生活”从“生产”中驱逐出去了。
“经济”的概念就把“生活”从“生产”中驱逐出去了。
批判经济学
卡尔·波兰尼试图将“经济”的含义扩大为整个“生存”（subsistence）的含义，其被主流所忽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从“批判经济学”出发的。
日本大熊信行的理论
将自我的思考寄托于企业营利之上，或是以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而忽视了经济学的最初目的
结局
在日本学界始终孤立无援、无人继承
女权主义
挑战的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概念本身，以及对此并未提出疑问的“经济学”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联
相同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享了“批判经济学”
区别
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彻底，至少它对于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表现出了视若无睹。
成果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断地对经济学提出了批判，
他们相继提出了“家务劳动”、“无偿劳动”、“父权制”、“再生产”等相关概念。
这些概念对解决当下女性的问题是不可或缺的分析概念。
他们相继提出了“家务劳动”、“无偿劳动”、“父权制”、“再生产”等相关概念。
这些概念对解决当下女性的问题是不可或缺的分析概念。
意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拥有了一定的解析能力，并做出了对理论进行补充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成功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进行了修改和扩大。
这些概念越是适用于“对性视而不见”的领域，外界对这个概念机制的不满就也愈发强烈。
这些概念越是适用于“对性视而不见”的领域，外界对这个概念机制的不满就也愈发强烈。
马克思主义将性和生殖定义为“再生产”，是将其仅仅看作是一种合乎近代功利主义目的的活动。
女权主义者将“家务”定义为“劳动”，即便我们暂且不谈这种分析概念对女权主义者意识的形成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单单将“劳动”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各种属性都纳入分析领域，这种做法的贡献就不容小觑。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单单将“劳动”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各种属性都纳入分析领域，这种做法的贡献就不容小觑。
家务劳动”论没有看到家务中所包含的“性”（Erōs）这一特征
20世纪70年代之后，学界这时只有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近代经济学）似乎依旧风平浪静。
经济学家狭隘的科学主义和操作主义以及对知识的懈怠而已
劳动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鹫田小弥太在题为《论“人类的本质是非劳动”的相关准备性考察》
主张
“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中‘生产至上主义’的趋势重新定义为‘劳动至上主义’
“劳动”的概念将人的活动分成了“劳动”和“非劳动”。
而非劳动只不过是为了将“劳动的剩余变为劳动所作准备”的“休闲（再创造）”
而非劳动只不过是为了将“劳动的剩余变为劳动所作准备”的“休闲（再创造）”
这里所提出的“休闲”不过是作为劳动的剩余和补充物的非劳动而已。
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是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理论认为，人类是由“劳动”来定义的。
从“劳动”的概念看，正如鹫田所指出的一样，孩子是劳动力形成过程中的“不完全的人”，而老人则是“无用之人”。
接下来这点虽然他并没有提及，但如果再加上女人的话，那么女人就自然是二流的“劣等”劳动力了
从“劳动”的概念看，正如鹫田所指出的一样，孩子是劳动力形成过程中的“不完全的人”，而老人则是“无用之人”。
接下来这点虽然他并没有提及，但如果再加上女人的话，那么女人就自然是二流的“劣等”劳动力了
提议
暂且先舍弃从历史连续一贯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
该问题首先应该从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所固有的理想理念的角度来考察。
将这一问题从解放劳动者的原理出发去理解，使之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
作品
《懒惰权》
暗示了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在重新审视“劳动”的概念了。
井上俊的观点
对拉法格而言，“‘懒惰’意味着对‘劳动’长子——‘进步’之神”的逆反，这是“自由”的主张
对拉法格而言，他所面临的并非是通过“劳动”向“非劳动”的转变而超越、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将“劳动”变为主体性、自发性的“自由劳动”的问题，更不是从“劳动”中逃向“非劳动”的问题，
而是“劳动”与“非劳动”这种划分方法本身存在着问题。
也不是将“劳动”变为主体性、自发性的“自由劳动”的问题，更不是从“劳动”中逃向“非劳动”的问题，
而是“劳动”与“非劳动”这种划分方法本身存在着问题。
作者评价
他对此所提出的异议也只能用“懒惰”这一充满诙谐的、挑衅的方式来表现罢了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马克思将“劳动”神圣化
时代背景
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中，“劳动”（labor）这一概念一直是带有消极意义的
资产阶级将劳动当作有价值的行为加以赞赏
目的
马克思对“劳动”的批判，就是揭穿这一诡辩，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试图从异化手中夺回劳动，恢复真正“自由的劳动”。
鹫田提出由“脱离劳动的自由”来代替“自由劳动”
VS女权对家务劳动
拒绝劳动异化的方式，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说，
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种女性“拒绝家务劳动”的战略式罢工而已。
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种女性“拒绝家务劳动”的战略式罢工而已。
即相对于生产劳动而言，家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来看，
正因为家务劳动是“非劳动”，才使得家务劳动在“相对意义上没有被异化”
正因为家务劳动是“非劳动”，才使得家务劳动在“相对意义上没有被异化”
对家务劳动的两极评价，影响着对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家庭主妇”是否具有“革命性”的判别，两者息息相关。
第一，家务劳动只要也是劳动，它就不可能是“非劳动”。
第二，就所谓“生产使用价值”的这种说法而言，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只不过意味着家务劳动“不生产交换价值”而已。
第三，处于父权制资本主义下的家务劳动不可能脱离生产劳动而实现一个人的“自由”。
“劳动”的颠倒
将“再生产”表述为“生产”的这种颠倒内在逻辑的表述方式并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犯下的错误。
马克思认为劳动概念这一表述自古以来就有。对此安永则提出，
“发现劳动的近代人把劳动当作超历史概念，并将其普遍化”，而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最大元凶”
“发现劳动的近代人把劳动当作超历史概念，并将其普遍化”，而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最大元凶”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对女性而言的另一种选择才会逐渐变为现实。
对女性而言的另一种选择才会逐渐变为现实。
当社会性别（gender）机制与劳动性分工陷入矛盾对立关系时，当两者之间不再存在和谐时，
女性才会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不是“自然”的且不是“命运的定数”这种观点才会被女性接受
女性才会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不是“自然”的且不是“命运的定数”这种观点才会被女性接受
学者观点
米切尔
只有当女性重新进入生产时，抑或是她们的进入重新被认可时，她们才能暂时性地占据了先驱的地位
在这种急速的巨变期之中，通常而言，似乎中老年女性更趋向于进入新的工种
这时不仅出现了“新男性”（new men），在这种性差的重新定义中还出现了拥有新价值的当代“女性”
丝黛西
“女权主义者对近代核心家族的批判，正出现于家族体制穷途末路的衰退时期”
在某种意义上，女权主义已经在批判危在旦夕的体制了，但他们的批判对历史的推程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改变对大多数女性而言不一定是积极的结果”
后续
附论 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所有发达工业国家都把伴随着
第四次技术革命而发生的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四次技术革命而发生的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英国通过“撒切尔主义”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日本也实现了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
并经历了日元升值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
并经历了日元升值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
日本在劳动力“闭关锁国”的状态下，
通过扩大内需型的经济发展而大幅度增加了女性的雇佣人数。
通过扩大内需型的经济发展而大幅度增加了女性的雇佣人数。
原因
第一，日本在经济成长期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选择引入移民劳动力。
女性所从事的领域就像各国引入的移民劳动者所从事的领域，绝不是劳动市场的核心行业，而是低薪酬且不稳定的非熟练劳动力行业。
女性所从事的领域就像各国引入的移民劳动者所从事的领域，绝不是劳动市场的核心行业，而是低薪酬且不稳定的非熟练劳动力行业。
第二，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将家务劳动商品化，所以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
日本相关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台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继而加速进入了“黄金的90年代”。
后《均等法》时期的父权制资本主义进入了第四期，实现了女性劳动力发展方向的分化，即与性别无关的精英方向和与性别有关的大众方向。
现象
“在男性高失业率的背景下，女性雇佣则有所增加”
这种逆转现象推翻了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论
第一，工业的信息化、服务化创造出了“面向女性的工作”。
第二，正因为是“面向女性的工作”，所以那些非全日制以及临时性非固定的雇佣机会才有所增加。
女性并没有抢占传统意义上男性所从事的工作，她们涌入了新形成的边缘性工作领域。也就是说，女性劳动被边缘化了。
女性并没有抢占传统意义上男性所从事的工作，她们涌入了新形成的边缘性工作领域。也就是说，女性劳动被边缘化了。
“正因为人们觉得某些工作是适合女性的工作，所以才出现了雇佣的边缘化”。
第一，为了应对资本的需要
第二，为了应对父权制的需要。
高学历女性就业的增加，以及女性雇佣者出勤年数的增长，使得女性劳动力比率发生了“脱M字形”的变化。
猜测
原因
“家务劳动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化是她们工作的前提
今后全日制持续就职型女性会继续增加，
并且我想将她们在职场所处的地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并且我想将她们在职场所处的地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专业职位
第二，在女性人数较多的行业中的女性管理岗位；
第三，在不介意性差的真正竞争性职场中的成功女性
参考文献
后记
1980年
著作原因
水田珠枝女士在杂志《未来》上连载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文章
接触到了库恩和沃尔普的著作《女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决心要翻译这本完全不会畅销的书。
被劲草书房的编辑町田民世子女士所接受，并在女性学研究伙伴矢木公子女士以及住沢（姬冈）俊子（住沢とし子）女士的协助
结果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挑战》的书于1984年出版
1982年
得知了纳塔利·索科勒夫的著作《在金钱与爱情之间》
在劲草书房出版发行了《读家庭主妇论战》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我在考虑女性问题时逐渐倾向于将问题的核心放在对“家务劳动”问题的理解上。
1983年夏
从美国暂时回国，与日本女性学研究会的成员们一同迎来了主题为“资本主义和家务劳动”的研讨会
同年8月和9月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夏季研讨会。
1984年
我从美国回日本以后，每天忙忙碌碌，没能完成各种任务。
1985年
那时我所作的演讲记录在海鸣社渡部基之先生的协助下，于1985年定名为《资本主义和家务劳动》，
并以单独一册的形式出版发行了。而竹中女士的演讲记录则收录于她的著书《我的女性论》（1985）中。
并以单独一册的形式出版发行了。而竹中女士的演讲记录则收录于她的著书《我的女性论》（1985）中。
1986.3-1988.1
始了杂志的连载，前后共写了14篇文章。
1987年
夏天
我在伦敦度过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有幸得以见到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
爱玛丽·沃尔普（Ann Marie Wolpe）等伦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伙伴。
爱玛丽·沃尔普（Ann Marie Wolpe）等伦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伙伴。
1988年
1990年
3月我不得不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其他工作，专心于这本书的出版事宜。
作者感慨
首先，我从英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那里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同日本学者的讨论中也得到了锻炼提高。
我还要感谢给我提供报告和讨论机会的人，还有倾听我演讲的听众朋友们。
对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人，特别是与本书的出版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增井淳先生和高村幸治先生，我想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0 条评论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