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中国三千年
2024-04-07 16:02:51 0 举报AI智能生成
《财政中国三千年》是一部详尽记录中国三千年来财政发展历程的著作。书中详细阐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政策、税收制度以及货币流通等方面的演变，揭示了财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全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展示了财政如何在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部著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经济和财政的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读者也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为救帝国浙东学派倡言功利
叶适
义利合一
背景:经商传统、注重实际、讲求实利
主张:义利并存，肯定人的物质利益
理解:并非儒学的对立面，而是务实
治国理财观
理财正民日义，理财(与天下为利)不同于聚敛
量入为出是财政平衡的基本原则
反对政府与民争利，削减开支，实行税商
以私人经营为先为主，国家经营为后为辅
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认识深刻，主张废除纸币
陈亮
义利并重双行
实事实功
利是社会公利
与朱熹的“王霸之辩”
治国理财主张
厚本而劝衣”的重农观
“衣商相籍”的重商观
藏富于民的理财观
轻徭薄赋的充民观
惩贪保富的富民观
兵农合一的恤民观
成熟的帝国与保守的财政
第三帝国财政形成的背景
第二帝国的财政遗产
在制度理想上实现了“履亩而税”但现实中出现问题
面对支出压力转向税商而挑战了帝国边界
实行高度集权，改进暴利性资源管理来谋求财政收入的弹性
元代掠夺性税商的教训
税额变化不走，官更暴敛强征
包税制和滥发纸币
第三帝国财政运行的制度环境
明王朝建立是中华帝国制度的回归
明王朝对帝国制度三的重建与强化
皇帝制度的加强
以皇帝-司礼监为核心的皇权体系
官僚制度的完善
以内阁-六部为核心的官僚体系
意识形态灌输与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结合为整体
地方制度的理性安排
巡抚为一省最高长官
国家社会关系的协调
士庶之别、士绅阶层
多绅成为重要中介
以土地为基础的夏税秋粮
夏税秋粮
两税为正赋的实物财政
形式
本色:米麦为主
折色:丝织与钞为副
土地丈量
鱼鳞图册
以丁身和资产为基础的差役
按户等安排差役
里甲:催征钱粮、上供物料
粮长制
军户与匠户
军户:卫所制
来自工商业的补充性财政收入
补充性的原因
国土范围大，依靠赋役足够
坚持量入为出
帝国财政支出制度的成熟
消极主义国家职能观、财政僵化
暴利性资源商品总体上采取许可制度(间接专卖)
官营工商经济
私人制度的终结与张居正篡权式改革
王朝中期改革的常规路径
财政收入:应对土地兼并后大量士地脱离田赋征收范围的问题
设法限制土地兼并
土地清丈与人口统计
财政支出:应对支出大规模增长带来的收不抵支问题
节流
开源
财政管理:就管理问题进行变革
加强一般性行政管理(进一步集权)
对暴利性资源商品管理方法进行变革
张居正改革
措施
财政收入:清理田赋拖欠和努力清丈田亩
财政支出:严格奉行节俭，精简机构、裁减冗员
财政管理:考成法;一条鞭法(将地方已有改革正式化)
特别之处
对“役归于地”的完成
原因:消灭力役的内在要求
社会经济变化、货币功能增大
差役管理的弊端(依赖账册管理)
过程
地方分散进行
里甲与均徭的改革;
将繁杂的“役”改为单一的“银”并摊入田亩中
一条鞭法全国推广
差异负担大都转化为“丁银”，形成货币化财政收入
意义:税人制度的终结
以田亩为基础获取收入的帝国财政制度最后完成
徭役在制度上被彻底废除，民众摆脱了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
主要依靠个人努力(篡权式改革)
法理地位和组织基础不足
缺乏顶层设计与主动力量，依赖地方和下层
操作层面而非制度层面的变革
与王安石变法的比较
组织与人事层面
王安石:统一的、显性的、正规的组织系统
张居正:个体的、隐性的、非正规的人事操作
路径层面
王安石:自上而下
张居正:自下而上
方式选择
王安石:增量改革
张居正:存量改革
效果
王安石:较好的可持续性、较高的效率
张居正:更强的可控性、更好的改革质量
非正式收入与雍正帝完不成的理性化
非正式收入体系与帝国财政收入的弹性
财政收入紧张
三大悖论所决定
官僚基层既支撑帝国又损害帝国
非正式收入体系既保障又损伤正式收入基础
工商业发展既依赖特权又受损于特权
应对
弱化国家职能、压缩财政支出
发挥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的作用
广泛利用多绅兴办福利事业
非正式收入
附加
源头上的正当理由
物资解运的额外需要
地方政府办公经费所需
主要形式
杂役、摊捐、陋规、火耗、商税附加
捐献
捐纳
传统卖官鬻爵的发展
报效
巨商向政府捐献资金
操纵折纳
凭借权力影响钱和物、银和铜的折纳关系
雍正帝财政革权
制度化消灭力役，完成“摊丁入亩”改革
改善正式财政收入管理，清理民欠、追究亏空
尝试消灭非正式收入体系，火耗归公
以公完公
通过公开正式手段取得收入来完成公共目的职能
理性化特征
区分了中央与省级地方财政收入与管理权限
肯走了国家职能所蕴含的公务需要
扩大了国家对公共工程的责任
将非正式收入中承担公共职能的部分明确区分并加以制度化保障
成果有限的原因
帝国制度的根本缺陷:皇帝特权与公共性的矛盾
地方差异性削弱了财政制度的统一性和平等性
突破了帝国财政量入为出的理念和能力，允许以支定收
依靠自上而下监督，缺乏长期动力
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动因
帝国财政管理难以理性化的原因
受制于复杂现实，管理不能实现统一性
正式制度:上层制定、普遍适用
非正式制度:下层，变通与补充
运行成本的存在使管理失去了直接性
直接征税实际依靠间接组织或人员
特权存在破坏了管理的平等性
能力问题使管理无法做到规范性
不具备复杂统计和支配资源能力
帝国财政转型的内因
帝国内部的缺陷
国家生存危机的诱发
从工商业寻找新收入来源
基于个人权利和财产保护的制度
摈弃特权，放弃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
帝国的功能与支出的危机
军事支出
军事取向
保守内向、开支相对固定
明末、清末支出大幅度增长
军费供应方式
初期:以卫所和军户制度为主体(兵农合一)
明中期至清:募兵制
应对军事增长
非正式财政收入:纳捐、报效、大钱纸钞、预征挪用、节用减薪、卖产发帑
皇室支出
皇室生活费
第三帝国:极强的控制意识、更为节约
更依赖于皇帝自身的坚守而无法律控制
宫殿宗庙陵寝建设、宗室费用
官俸支出
有效的官俸制度
设法降低财政运行成本
收付形式(实物财政下成本最高)
给官员适当的激励
远高于平民的薪俸水平
随职务高低调整薪俸等级
君主的特别堂赐
第三帝国
官俸成为国家正式财政指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个体官俸低微
科举导致官员不通实务，不得不任用幕客、胥吏协助
非正式收入体系成为官僚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秉持消极主义原则
失去扩张欲望、外部威胁不大
吸取第二帝国教训
再分配支出
阶层间的再分配
田赋负担的分配上“履亩而税”
与家庭资产相联系的差役负担分配
对弱者的各种社会救助
内容丰富但能力有限
民间富户作用的增大(政府权力向下转移)
时间上的再分配
青黄不接季节与粮食收获季节的平衡
青苗法
仓储:官府常平仓、民间社仓
丰收年份与歉收年份之间的平衡
荒政:消极应对、积极备荒
空间中的再分配
水资源:水利工程建设
明代优先保证大运河的畅通而非改善水利灌溉
物资财富:大规模漕运系统
路线:陆运、河运(第三帝国以此为主)、海运
机构:仓储系统、漕船修造
人力组织
地理空间:政治资源南北平衡
分卷考试、分别录取
17财政治国在第三帝国的现实呈现
作为财政管理工具的货币
货币的财政功能
增加财政收入
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
实行国家储备
发展历程
第三帝国之前
大多为铜币
纸币容易成为掠夺民众财富的工具
民间已开始使用金银
第三帝国时期
发行宝钞，但因滥发而失败
白银成为民间交易的通用货币
白银成为赋役改革的主要手段(赋役折银)
资本与金融机构发展(钱庄、银号、当铺)
财政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
财政机构
中央
户部
下设机构时以地区为导向
司下设民科、度支、金科、仓科
负责国家财政
内务府
负责皇室财政
地方
府
知府
省级
参政、参议；布政司
县
知县
监督
督察院御史;巡按御史
平衡
利用正式与非正式收入，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会计核算制度
会计录
起运(上解)和存留(保留)制度
解款协款制度:自足的、不足的、有余的
户部编制会计录:岁征、岁收、岁支、岁储
奏销制度
下级对上级官员上缴清册(奏销册)
各省官员将考成册交吏部
国家通过财政对社会实施管理
制度基础
人口土地图册
户帖制度、皇册制度
鱼鳞图册
里甲粮长制度
清廷《赋役全书》
管理实践:[田赋征收
县衙门口自封投柜
在农村设立银柜
通过中间包税人来操作
制度缺陷
土地兼并与法外特权导致田赋不能应征尽征(民欠)
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侵蚀正式财政基础
基础变化
因土地流转引发的复杂产权状况与身份结构
一田三主(业主、大租主、粪主)
役的消亡和田赋征收困难
宗族等组织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复杂化
工商业发展消解了传统财政基础，但自身未成为新基础
18 晚清财政大危机与帝国财政的终结
帝国架构内已无法解决
危机
不是简单的收不抵支，而是根本的制度性危机
征税能力过低与中间环节漏损太大
军费开支、对外赔款、债务利息是主要支出压力
应对
帝国财政框架内解决:捐献、减薪等
框架外
以丧失国家主权为代价海关关税
突破帝国君主家长制观念举借公债
通过地厘金收入最巨创办厘金
财政收入向新的类型转化
特征
以有效动员国内资源参与国家生存竞争
变化
财政收入的规模增长
财政结构变化:田赋比重降低，工商业相关比重增加
财政管理变化
改革币制
背景:银两制占绝对主流但缺乏财政意义
措施:铸银元、行钞票、改本位、设银行
改组机构
从户部到度支部
试办预算
对财政资源的理性化安排;明显的近现代色彩
尝试财政分权
探索地方自治财力
晚清知识分子的认识
接受量出为入原则
现实的逼迫、理性的思考
政府应承担现代职能
将工商业作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
突破帝国财政边界
实行西方式预算制度
对国家转型的要求
对征税原因与程序的现代说明
为民众提供服务而征税
开议会和预算公开
现代国家的特别之处
国家支撑点从土地转向主权
主权合法性源自组成共同体的民众授权
运行动力来自民众、依托理性化制度体系
19 度支部与国家转型的机构提现
帝国财政中的户部
内办公机构
行政事务部
职能机构
十四个清吏司
直属机构
承担特定事务
缺陷
过于重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忽视专业化分工
人员配备和职权分工未形成金字塔形的有效结构
与其他部门的职能划分不合理
维护和突出满族人的地位与控制力
改革过程
会计科目改革
加强核算、考核功能，重新集权中央
财政地方整顿
试图收回部分地方财政权
财政处、税务处
造币总厂
度支部的设立
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
从按区分司到以事名司
从事权分散到事权统一
人员配备与人事任用
从多头领导制向单一领导制
出现了专门的职员
理性化职能的发挥
清理财政
作为现代国家机构的成绩
试办全国预算
议会预算监督的雏形
财政管理制度现代化
20 社会基础变化撑不起明哥的税收国家
利益原则的合法化
晚清大变局:从国家转型到社会转型
个人法则
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
资本法则(义利观转换)
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
参照背景:西欧义利之辨
中世纪:骑士荣誉高于利益
中世纪晚期:赋予利益抑制其它欲望的使命
18、19世纪:利益是实现个人道德的有效手段
传统中国的义利之辨
义高于利、肯定公利
义利观转换的完成
将公利界定为国家富强并等同于“义”
个人法则被忽略
重商主义的兴起
表现
肯定扶持工商业活动
私营工商业壮大
过渡:洋务运动
正式肯定商人和私人资本的地位
充当了重商经济政策的试验田
部分解决了近代工业企业资金问题
确立：清末新政时期
机构设置:商部、农工商部
法律法规
政策调整
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
主动自开商埠
举办商品赛会
意义
标志着中华国家经济基础从农耕转为工商
标志着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
标志着工商业经济结构从官方垄断向私营发展
民国时期财政转型
前提
民国的建立，制度上消灭了皇帝前提
总体设想
系统引进西方近代税种
致力于工商业发展，培养税源
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加强中央财力
理念变化
着力建设税收型财政
以保护产业、发展经济为目的
改良税目、划分国税与地税
财政努力
北洋政府时期
财政收入:关税、盐税、田赋、厘金
财政支出:军费、债务、政务费
财政管理:现代预算制度、审计制度、分级财政
民国政府时期
财政的独立与统一
收回关税自主权
货币制度改革(法币)
设立财政委员会，财政整顿与统一
延续分级财政制度
财政制度的正规化与法制化
财政失败
北洋政府
依靠公债收入
主要用于军费和债务支出
中央权威不足，难以建立有效的财政管理
民国政府
高度依赖关税、盐税
军事支出和借款本息支出占主导
内部的分类和外部的威胁影响管理效果
社会转型
尚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无力支撑工商税收
21 现代家型财政的兴衰与税收国家的再造
财政重构的总体环境与思想溯源
总体环境
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组制度
央地关系
党政关系
国家对社会的深度改造
团体再造
保甲组织改造为自治组织
社会团体改造为人民团体
经济公有
社会主义改造
以个人为基础的单位制社会结构
财政重构
以权力命令作为唯一推动力(计划经济)
以国营企业作为主体(公有制)
思想溯源
传统思想
家国一体、行政命令推动、洋务运动官营
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对公有制的肯定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消失
社会公正与无产阶级贫困化消除
发展经济学对国营企业的肯定
动员储蓄
迅速工业化
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衰
基本内容
公有制所构造的国营单位成为主体
计划制度中的行政命令成为基本动力
兴起
简化税制，国营企业收入上缴成为财政收入主要形式
特点
财政收入:国营工商企业收入上缴
财政支出:用于基本经济建设和国营企业经营活动
财政管理:权力高度集中
困境
国营企业效率较低，收入来源并不可靠、无法持续
解体
1978年后的放权让利改革
利改税、承包制
财政包干，地方自主权
税收型财政的再建与现代财政的基本形成
税收型财政再建的思想基础
对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反思
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现代财政的基本形成
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
财政支出重视民众社会福利
财政管理
中央地方关系的重塑
分税制改革
财政层级调整
预算的理性化与民主化
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塑造
作为个人身份出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网络公民、专业群体、媒体
22 从财政再看中华国家的成长
双轨的帝国家财型财政
时间:战国至明清
双轨: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互相补充
内容
产权方式
正式
土地财产属于君主
使君权呈现出主权样态，利于稳定
非正式
大多数由民众占有并使用但权利含糊
小农家庭分散生产，经济具有韧性和恢复能力
财政收入
正式
税地
非正式
基于正式田赋而产生的附加
基于人身、君主特权、工商业的收入
财政支出
军费支出、官俸支出、再分配支出
财政管理
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
官府管理与多绅自治
官、更分途
优缺点
优点
保持和平与秩序，国家治理成就突出
缺点
民众缺乏真正的权利
无法实现资本的可靠积累
支出增长使量入为出难以实现
非正式机制破坏正式机制
制度调适
进一步虚化正式产权的地位
努力确保正式收入的地位
强化量入为出的原则
加强正式制度的的正规化
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
西欧:从助税到税收
西欧封建国家:主体性权利
税收因私人财产权与谈判而出现
代议机构控制征税权
现代国家的标志
中国：从租金到税收
田赋在性质上是租金
经由公利完成义利观转换而实现转型(责任)
道路的曲折性
民国时期相对失败的税收型财政
新中国时期的现代家财型财政
1978年后的税收型财政
尚未彻底完成转型
财政与国家的内在关系
财政对国家的资源支持和对社会的管理作用
财政危机对国家成长的推动
财政危机
收支危机
应对:节流、开源
制度改进
中央集权程度不断提高
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支出控制水平不断提高
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制度危机
春秋战国时期和晚清民国时期
价值危机
秦代
应对:董仲舒新儒学
清末明初至当代
现代国家转型
晚清财政危机发展为制度危机
以海关税为代表的现代工商税收的成长
现代家财型财政代替失败的税收型财政
现代家财型财政的逐渐解体与税收型财政的再建
导论
财政
性质
强制性
公共性
形式
税人
税地
税商
国家类型
城邦
以人口为支撑
税人/贡助型财政
帝国
以土地为支撑
税地/家财型财政
现代国家
以主权为支撑
税商/税收型财政
城邦时代的贡助国家及其解体
在国家层面上的封建制度状况
构建
满足了统治的要求
国家公共权力可以支配境内所有土地人口
以土地产权授受来实现权利资源分配
考虑到了现实状况
承认并保障诸侯的现状与利益
采用宗法制
历史地位
后世“家国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制度渊源
在社会层面上的人口聚居状况
三类人群共同体
国人
野人
夷人
生产方式的组织
井田制
对当时村社共同体共有共耕土地制度的一种反映
以人口为支撑点的贡助型财政
依“人”为原则，以力役为形式组织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项目简单，祭祀支出突出，军费支出与官体支出不明显
财政管理上公私不分和“式法制财"
特定收入用于特定支出
封建制的瓦解
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
人口繁衍，大量开量，私田增多
铁器使用，小农生产
边疆国家的兴起
周王室衰微，宗法理念弱化
诸侯国间实力均衡的制约因素消失
集权型政制的来临
作为帝国制度雏形的“王制"
国家的公共权力借由君权来表现自己
既是国家最高首领，又是社会代表
地位获得的双重性
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进行征服的结果
服从社会原则，尊重宗法原则
以官吏选用为核心的行政制度
郡县制代替国野制
文官科层制代替世卿世禄制
军功制代替身份制
以法治国代替以礼治国
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财政制度
土地产权的变化
针对耕地实行“通公私”
针对非耕地“设禁地”
财政制度的变革
开始征收“赋”和“税”
履亩而税
商鞅变法与家财帝国的筹建
商鞅变法为帝国立基
价值取向
人性基础:利己
与墨家“兼爱”相对
进化史观
与儒家“退化史观“相对"
治国方略:法治
与儒家“德治”相对
对外战略:竞争性
与道家“与人无争”相对
组织基础
民众组织
户籍制
户口登记制
户籍分类，严格管理
分户令
什伍连坐制度
统治集团组织
军功爵位制
绩效导向
体制结构
财经体制
确立帝国土地产权基础
君主对全国土地的产权
私人对土地的占有
构建实物性财经体制
重农
粮食耕种关系民生，战争时期尤甚
农民严守本分、相对稳定
抑商
统一度量衡
地方政府体制
广行县制
以流官代替世官，以官禄取代世禄
文化教育体制
燔诗书而明法令
愚民政策
以农战为教、法制教育
商鞅的历史地位
“立法者”
顺应历史内在要求
依托于土地、以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的君权为核心的帝国
治国理财上的贡献
透彻地阐述了“力”的原则--国家公共权力的表现
构建起以强力为基础、辅之以刑裳、农战、弱民等手段的强国之术
管仲学派的商贸立国构想
以掌控资源作为商贸立国的条件
粮食资源
货币资源
盐铁资源
与商人合作而非全面垄断
市场资源
依靠公共服务
以商贸为手段来调控国内经济与社会（轻重术）
用商贸手段学握粮食
用商贸手段获取财政收入
官山海、贷款、价差
用商贸手段调节收入分配
重视商业与商人阶层
以商贸为手段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不能仅靠粮食，还要使用商贸手段发动贸易战
两大策略
谋取巨额利润(石璧谋)
破坏敌国经济(衡山谋)
商贸立国的艺术手段
货币艺术
强调货币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运用货币手段调控经济
主张俸禄赋税货币化
无形之税艺术
反对横征暴敛
运用国营商业买卖获取财政收入
侈靡之术
奢侈消费可以促进生产、就业
商贸立国的原则:国家的公共性
国家之公:为民、利民
承认民众私利的正当性
强调利在义先、将求利求富作为民众道德提高的条件
君主职位之公:任法重法
权力的公共性:服务于民生
干预经济、创造财富
介入分配，促进公平
秦代建制与汉初家财帝国的重构
秦对帝国制度的建构
秦为帝国制度奠基
奠定了大一统传统
皇帝制度
神圣性
始源性
至高性
不可分割性
官僚制度
以法治国
文吏治国
按考试任官，凭功绩升迁
郡县制度
秦建构的帝国政制的缺陷
皇帝制度的价值未经论证
官僚制度运行缺乏价值引导
郡县制和社会控制体系运行存在问题
帝国财政制度的原点
在土地归君主所有的产权制度基础上获取帝国的财政收入
应对帝国主要职能而形成财政支出的项目
维持国家机器
为社会提供服务（很少）
以大家庭方式管理财政
自用部分(皇室财政)
公用部分(国家财政)
汉初对帝国制度的重构
“白马之盟”的意义
将君位奠定在可撤销的契约基础上
帝国权力分配采用血缘制和功绩制两套标准准
皇帝制度的改进
皇室家族的力量得以加强(宗室、外戚)
加强内(中朝)建设
国家政权机构专业化
王廷逐渐与朝廷分离
官僚制度的改进
实现了从军功官僚向文职官僚的成功转型
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和解
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因货选官、因才选官
郡县制度的改进
郡国制
意识形态的构建
天人感应、君权天予(君权的正当性)
安民、体察天意(君权行使原则))
汉代重构家财型财政
土地产权方式
通过授田明确君主对土地的产权
所有制
私有形态:民众之间边界清晰
国有形态:政府有权调整臣民土地状况
财政收入方式:舍地税人
理想状态:本根据土地收益收取分成制租金
现实状态:
以征收人头税(货币形式)为主
以征收田赋(实物形式)为辅
摆脱徭役的努力
亲身服役必要性低、成本高
代役金(代替成边)、更赋(代替力役)
财政支出
与秦朝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公共性
财政管理
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分立
汉武帝财政改革与司马迁的异议
汉初减税的再认识
税收的本质是公共性而非剥削性
更多的是因现实征税能力缺乏的无奈之举
最终引发了更大的危机
税人远超田赋
汉武帝财政改革的背景
军事支出增多，继续扩大财源
国内豪强势力的成长
政府允许民间开矿造币
轻租重赋，商业活动畸形
汉武帝财政改革的内容
运用货币改革手段，集权中央，夺取豪强财富
单纯敛财:白鹿皮币
垄断货币发行权
以算缗告缗来增加财政收入，削弱豪强财力
调整财政管理方式，实行盐铁专卖
对盐铁全面垄断以谋取所有环节垄断利润
均输法与平准法、入钱谷赎罪和卖官鬻爵
评价
为后世创造了以大规模税商来弥补税地不足的先例
物盛而衰
对货币的追逐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茉
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而滥用货币手段
政府财力过大、社会财源枯竭、民众负担过重
司马迁的评论
网疏而民富
民指拥有制度特权及法外特权的官僚和贵族
回响两千年的盐铁大辩论
国家职能定位
公卿大夫:积极主义
运用暴力与法治
多渠道筹集收入，增加财政支出
文学贤良:消极主义
运用德治和教化
减少财政支出
经济政策选择
公卿大夫:重商主义
对工商业实行国家垄断
文学贤良:重农主义
反对将工商业作为重要财源
暴利型资源商品管理方式
公卿大夫:全面垄断
运用财政手段管理社会
文学贤良
反对垄断
破坏道德、农耕基础
剥夺民众财富，毁坏财源基础
超出国家管理能力
权贵阶层获利
提倡民间经营
帝国财政基因
显性
常态
轻徭薄赋、量入为出
履亩而税，重农抑商
政府控制，但逐渐放弃全面垄断
隐形
变异与转型
帝国的制度病变与无力的财政挽救
国家层面的制度病变
皇帝制度
外戚与宦官
官僚制度
官僚来源限于少数家族
郡县制度
门阀、地方豪族
社会层面的制度病变
价值
谶纬之学
利益
庄园经济
豪强势力兴起
舍地税人的隐患
无法将财政负担落在有能力的人身上
货币财政形式加剧了豪强势力的膨胀
选官任官制度加重了已有的危机(买官、选举、举荐)
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巨商大贾、教育世家四位一体
王莽的财政努力
限田与限奴，恢复国家的财政基础
王田制;禁止奴婢买卖
实行经济管制，从商业方面削弱豪强的势力
"五均"“赊贷”和“六莞”
利用铸发大钱并频繁发行新币，来掠夺商人财富
东汉诸帝在财政上的努力
将皇室财政并入国家财政
在人口和土地方面竭力限制豪强势力
采取财政措施减少民众托庇于豪强的机会
巩固编户齐民
财政上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抑制地方官吏的权力
刺史权力扩大
重新运用西汉时代的部分财政措施
更赋成定制;盐铁官营
总结第一帝国
灭亡原因
以君权面貌出现的公共权力弱化
政治黑暗
承担财政义务的农民减少
经济繁荣与社会恶化的背离
豪强势力的成长(根本)
遗产
成功
统一帝国的观念
以宗法文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
失败
何防止皇权被侵夺
严格限制外戚宦官
如以群相代替独相
如何防止豪强成长为分离帝国的力量
如何确立君主对土地的产权
如何实现履亩而税
如何处理流民问题
南北竞争中君主与氏族的财富争夺战
南朝：与氏族争夺土地和人口
在田制调整中确认君主产权
西晋占田制
东晋占山法
财政收入形式的变化
以耕地为基础缴纳谷物
曹魏:按亩定额征收
以人户为基础征收纺织品
曹魏:户调
以贸易为基础的关市税
整顿户籍，与士族争夺人口
不断进行括检隐浮户口的工作
用“土断”解决黄白籍之别问题
进行“检籍”来纠正户籍篡改问题
北朝：确立君主对土地的产权
增强政权合法性
承认士族的地位与利益
全面接受第-帝国形成的价值系统
采用帝国制度体系
北魏的财政制度变革
颁布均田令，确立帝国君主对土地的产权
改革田租户调制度增加国家编户
规范征收形式，分别征收调帛和租粟
减轻租调征收中的不公平程度(三等九品制)
加强政权建设，与士族争夺人口
均田制
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
隋王朝以北统南的国家制度与财政基础
国家制度建设
三省六部制
首创科举取士制度
建立相对有效和完善的财富运输与仓储体系
财政制度的改善
重颁均田制
对户口进行全面整顿和检括
三长制、大索阅貌、输籍定样
改革赋役制度，减轻民众负担
亡国原因
过度依赖于徭役，对民力役使过多过频繁
新的帝国鼎定新的财政基础
唐初强大帝国的制度基础
社会经济条件
士族门阀的衰落
民族的融合
南方的开发、南北方经济联系加强
完善制度体系
意识形态:礼法融合(引经决狱)
官僚制度:三省六部
选官制度:科举制定期举行、分科考试
地方制度
尚书省对地方州府的直接领导
中央任命州县佐吏(行政统属关系)
唐初脆弱的财政基础
均田制为基础
租庸调制
高度依赖税人，实物性质人头税
府兵制
兵农台一
局限
均田制难以全面持久实行
具有战时特征的实物性财政制度
唐中期的两税法
兴起契机
帝国以土地为支撑点的要求
唐初租庸调制的破产
中唐时期中央财政高度依赖于南方经济
南方经济以租佃和雇佣经济为主
户税和地税征收规模扩大
奠定了根据家资和田亩征税的基础
货币财政基础形成
南方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钱币
改革内容
量出以制入
户无主客，人无丁中
夏秋两征
意义
财政收入基础重大转折
以实际田亩和家庭资产为准
财政收入管理制度的改进
量出制入、形式统一、制度简化
第二帝国财政制度的初步形成
以田亩为财政收入的基础
以来自工商业的收入作为财政的弹性收入形式
刘晏改革
以漕运和仓储为财政分配手段
将粮食和物资大规模再分配
常平法与和籴政策
以分税和会计账册为财政管理方式
长行旨符
唐宋间税地财政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税地财政制度的发展
进一步确认两税作为国家正税的主体
士地在财政收入基础方面的地位更重要
户税融入地税
士地管理
面积的丈量、自然差别的区分
允许土地买卖但必须去政府登记
不断探索弹性财政收入
履亩而税在宋代基本完成
不再征发普遍性的力役和兵役
特别的大宋与税商的突破
作为特别存在的大宋帝国
国家实现制度化集权
皇帝制度:祖宗家法
车事制度:枢密院、职业兵制度
中枢制度:
相权由个人掌权转向特定机构(政事堂)
台谏从行政机构中分化出来
地方制度:路的设立;亲民官、厘务官的分离
官吏制度: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官、职、差遣”的区分
高度理性化
经济政策
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准私有制
重商
基本取消对商人的歧视
经济领域广泛向私人开放
城市经济生活完全放开(废除坊市)
建立起覆盖城乡各地的商税征收网络
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
士大夫平民化
靠科举入仕、精神觉醒的新儒家
富民阶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
来自税商的财政收入扩大
禁榷收入
途径
获取全面垄断利润
收取许可费
征收特别税
形式
货币
领域
盐、酒、茶、矾、香
特点
运用许可证的管理方法来广泛引进私商的力量(引法)
商税收入
将各种征商行为法制化和规范化
首次形成了系统的商税征收制度(《征商则例》)
几乎涉及生产、生活中的全部物品
公共性突出的支出职能与富有创造性的管理方式
凝聚内部力量的支出方向
养兵
军费开支
养官
俸禄实行以现金为主、实物为辅的双轨制
养民
荒政(赈恤之政)、福利政策
财政管理
高度集权
财力集中于中央
路转运使
财权集中于君主
三司直接向皇帝负责
财赋集中于内库
收入高、支出范围广
大规模物资调配
漕运、路运、海运
广泛使用货币形式
广泛进行官商合作
王安石变法
理财(动态的生财)
发展生产创造经济增值
农田水利法
通过市场交易行为来增加官民双方效用
免役法、保马法
将政府未投入市场的资源转化为商品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
将财政负担落在有负担能力者身上
方田均税法
新意(高度现代性)
更为重视采取平等交易的商业行为
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量入为出”的原则
并不依靠从暴利性资源商品增加收入
失败原因
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在帝国框架内无法提供
直至晚清
与司马光的比较
司马光(保守主义)
渐进变革法度
理财依靠得人(善人)
静态取财(财富总量有限)、强本节用
量入为出、倡导裁损冗费
藏富于民(改善小农境况、不与细民争利)
力业相称
农工商均衡发展、重农
随材用人而久任之
王安石(激进主义)
大范围快节奏变堇法度
理财依靠法度(良法)
以义理财、动态生财、开源
量出为入、倡导开源取财
国富优于民富，手段主要在于商业
摧抑兼并
重视工商业，强调国家经营
随材用任;更强调理财官员行政能力
财政视野下第二帝国的衰亡的原因
两税收入无法维持
特权阶层隐瞒土地
苛捐杂税残書人民
支移、折变和科敛
商税与禁榷收入无法增加
理财工具成为盘剥手段
额外征敛竭泽而渔
经济增长、国民富裕的三个源泉
增加投入(动员闲置的资源资本加入到生产活动中)取得增长，即粗放式增长
依靠技术或组织的创新取得增长，即能彼特式增长
依靠市场范围扩大而带来的分工深化取得增长，即斯密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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